一个月后。十月十八日。
火车一路踏着铁轨的声音，在逐渐飘起的雨丝中向北缓缓驶去，这是一班周六中午往基隆的平快车。规律的振动，古旧的车厢，在烟尘漫空的沿途留下叮咚的回响。
我穿着制服，坐在这班破烂的火车里数着节拍。从台北到基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正好让我学习如何听着别的节奏，手上却打出完全不同的拍子。这个月来狗弟教得很勤，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如何抓拍，怎样转弦，什么是切音等等弹奏贝斯的技巧。此刻我已是“小雁”的贝斯手了，只差一段时间的苦练，我们乐团便将再次出发，醒自五个多月的冬眠。
第一次上台的时间是十二月四日；为了让我顺利进入情况，大伙儿决定暂时不唱贝斯难打的歌。大姐親自动手修改老摇滚，配合森怪的键盘弄出不少作品。一来那些什么“长腿莎”、“月光先生”我都熟，二来贝斯变化不算难，加上几位明师的指导，相信年底上台一定不成问题。
其实我并不担心贝斯练不成，最痛苦的还是台步和动作。在说唱艺术社走惯了相声台步，我实在很难动得起来。高一苦练的“弓挥”、“羽排”全得忘掉，硬是学着如何凑麦克风，如何用上身打节拍等新架子。近来是好多了，刚开始我每走一步都想撩袍，每次切音，也都必须忍住不摇扇点头，练得几近发飙。更惨的是，不管他们笑了多少次，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会在唱完歌后一立正，给大家来个“下台一鞠躬”；搞得胡不胡、汉不汉，中体西用，文白夹杂。
上上个礼拜开始上社团课，我和小光示范“好”给学弟瞧。下台后小光竟然问我是不是穿少了，怎么上台净打哆嗦，一副疟疾发病的德行？我苦笑一番，回家却还是开着音乐练摇滚，搞得现在连走路都别扭。终於知道学步邯郸的燕人，为何会爬着回家了。
提起说唱艺术社，九月十六的表演还真是成果丰硕。不但学校各记参与人员小功两支，我更和范胖一齐得到了“成功三等奖”，预定下学期校庆时在典礼上统一颁发。此外这场表演亦招徕不少社员，依照十月初的统计，本社现在已经有八十四人。其中高一五十一人，占全社六成以上，可说是前景看好，声势大振。照此下去，那被我们奉为南针的“四大任务”，似乎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
北一女方面似乎也颇有斩获。郑巧怡说演讲社的工作人员各有嘉奖，学妹入社情况亦称踊跃。尤有甚者，班联会还打算把明年北一社团联展的主持人交给她们。我闻言颇感欣慰，这种结果，也不枉我辛苦一场了。
至於基女相声社的成果反而比预期差，这大概是因为她们地理位置较远，而参与行政工作也较少之故。据小忆说，相声社一向在省办相声赛中名列前茅，今次出锋头的尽是说唱艺术社，她们好像有点不服气。尤其她们社团成立了八年，反而不及一岁的说唱艺术社吃得开，更在社内造成了争执。听说寒假后她们也想办一次活动，让我们说唱艺术社赴基隆吃鳖什么的。
在“小雁”成员及诗圣的联手相劝下，我终於放下包袱，和小忆在一起了。这一阵子每天讲长途电话，身上零钱越来越少，昨天我甚至还跷课去银行换了一大袋。
我们通电话的时间是早上七点，一般而言都是我打过去。近来发现火车站的电话又空又安静，故每天早上我都差不多六点半出门，七点到车站拨通，和她说到七点半再去上学。平均一天电话费没有一百也低不过八十。
我俩见面的日子是周末，一向是我去基隆，两人玩个整下午再回台北。通常火车到站是一点半，小忆每次都在候车室等我；两人见面之后，便去庙口吃午饭，再去别的地方玩。接连五个星期都是这样，基隆可玩的地方，我们大部份都去过了。
对於基隆，我有一种既怀念又排斥的感觉。这里总是隂隂地，间歇下着恼人又无休止的小雨；大街上行人拥挤，却散发着一股死寂的感觉；巷弄隂暗狭窄，房舍破旧褪色，迎面吹来的风，都带着市场与浮油的味道。港中停满雄壮威武的巨轮，乍看之下十分昂扬；但走近细看，油渍和锈迹却又指着风霜。走在爱四路的大道上，总令我觉得有些低落苍凉。
小时候我住过基隆，记忆深处，似乎对这里有着深沈而古老的回忆。当时住的地方是一处依山而筑的老警眷，沿着水泥斜坡即可看到北回线的铁路。奶奶家的房子是一间单进的中式平房，正中一间八角厅，外头即是当时以为广大无边的院子。那栋房子很暗，摆设也十分传统，连厕所也只有一盏幽暗如鬼火般的小灯泡。穿过正厅到厕所中间是一条黑黑的长廊，或许是怕黑，亦或是长廊太长又太窄，只有两三岁的我从来不敢单独穿过去。
爷爷有一个老部下跟我们住在一起，我叫他李爷爷。他有一支老旧却光滑的菸斗，与一台敲几下就能听的收音机。他的声音又慢又不连续，每当他吸着烟斗听平剧，我就觉得他好像是收音机那端的周瑜海瑞王宝钏。他脸上满是皱纹，每次开始讲故事，我就不懂他在想什么。那张脸为什么提到鬼子就笑，谈到共匪就皱成一团，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白天大屋中没有什么人，上班的上班，小姑姑据说还在上学。整个房子里空蕩蕩地，梁柱和长廊中只有李爷爷收音机传出的平剧声。李爷爷的故事则是我度过漫长一天的唯一乐趣，那些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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