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熙同志：
你交友人带来的中篇新作《风泪眼》，当晚我就开读了。小说的开头，那“滴帽右派”索泓一走在劳改农场的苇塘小路上，以及他在路上对于饥饿灾难和爱情片断的回忆，使我不禁联想起《绿化树》的开场，索泓一的形象似乎也幻化出章永璘的影子。读到这里我真替你捏把汗，因为重现或重复已有的东西，乃是文学的一大忌讳。可是，读着读着，你对索泓一卑怯灵魂的解剖，对他的尊严和人复归的有层次的揭示，以及对他周围的人物如郑昆山和李翠翠的生动描绘，这一切，将盘旋在我心头上的疑翳完全驱散了，而且被小说艺术形象流贯的历史感与当代意识所吸引了。
作为写小说的高手，往往有两种审美的追求，一是避忌，决不重复别人和自己的，以示独树一帜。但也有另一类小说家，他不避忌，而且有意犯忌，敢于写人家写过的东西，但他能在已有的题材和形象中发掘出别人没有的新意。犯忌固然是一招险棋，但《风泪眼》在险境中出奇制胜，这很可能是你的一个绝招。尤其是小说的结尾，索泓一终于战胜了他那逆来顺受的怯懦和盲目等待的幻想，从荷枪实弹的士兵身边，挣樊篱，勇敢“出逃”了。我以为，索泓一的出走，不但意味着他为了追求生存和人的价值向“大墙”以外跨出了深有意义的第一步，而且预示了一度滞塞的大墙文学也迈出了有价值的一步。
大墙文学这虽非科学概念但深蕴历史内涵的特殊艺术品种，你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自然是它的滥觞。你和张贤亮等同志以开拓的胆识和艺识，将历史苦浆酿造的罹难者——大墙内外“右派分子”的严酷命运推上了艺术画廊，这在新时期文学历史上无疑是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大墙文学是在历史反思的流中涌现的，对于它创造的人物形象的评价，对它思想艺术得失的判断，自然要看它反思历史的广度和深度，看它在哲学和艺术思辨中究竟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新东西。从这一角度说，大墙文学历经了不同层次的步步深化的过程。首先在社会的政治的层次上，如你的《泥泞》等犀利地揭露了历史上极左思对他们的戕害。其后，你的《远去的白帆》揭示了非人的环境与遭难者人的撞击，在极大的反差光照下，人和人道闪射出耀目的光芒。然而，从创作的总态势看，大墙文学在一段时间里似出现了滞阻，徘徊在已有的框架里，颇有一点像读者传说的那样，大墙的磨难加遭难者的圣洁品格和崇高理想，或落难的才子与美善女的爱情曲。我以为，这滞塞的原因主要不在于艺术技巧，而是作家要找到新的视角，反思历史要有一个新的深度。我已感到你不满足或不满意于大墙文学的现状，《风泪眼》新探索的突出特点是，力求摆现有的模式，对索泓一这个知识分子格和灵魂的弱点加大了解剖和批判的力度，反思历史与反思自我的深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的理解，大墙文学得与失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遭难者形象所蕴含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容量。将“右派”不幸的命运归结为极左的思，自然是揭露了历史的某些本质。但我感觉，除了继续深入探求历史的因素之外，它不应该忽略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批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样顺从而真诚地接受了历史极不公正的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在长达二十几年的非人的炼狱里，他们为什么对历史没有提出多少质疑反倒虔诚地谴责和忏悔自我呢？这，虽然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不能不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应负的责任，反省自我心灵深游大的封建传统的幽灵。大墙文学似缺少普罗米修斯式的强者形象，而遭难者多是出于屈原式的“原型”，作品也多是烙有“遭忧作辞”（班固语）的《离騒》式的印记。它既谴责了“惟夫人之偷乐兮，路幽味以险隘”和“基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又表示了“岂余海”的心志。屈原与《离騒》的模式对大墙文学的影响是，使它注重于表现在碱与血污中煎熬的知识分子的九死不悔的高风亮节，小说的整在暴露暗面时又闪烁着理想和信念的辉光。可是，中华知识分子的血液既流淌着屈原式的坚贞与爱的理想，但又沉淀了不少的封建的因子，那种愚忠尽节、死而后已和“不堪其忧，不改其乐”的儒家思想，磨蚀着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个意识、危机意识和抗争意识。其实，赞美遭难者的情与揭露他们的民、民族的弱点和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心灵上的积淀物，两者之间不但不无矛盾，而且应该将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视为打开大墙文学滞塞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感到《风泪眼》和你过去的小说有一种不同的调，你对索泓一的同情和热情中渗透了冷峻，冷峻地剖析了他那卑微顺从的甚至带有奴的灵魂。他分明身陷囹圄，屡遭挫伤，却无危机意识和幻灭意识，反倒幻想得到“幸运儿”的命运。他从“卑躬与懦弱”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你对人物的这一曲折、复杂的心灵历程，作出了相当有力地揭示。从外部因素说，在极左的历史背景和监管干部杨绪的步步紧逼下，终于把他逼走了；从内在因素说，索泓一由等待恩赐而勇敢出走，小说将这一过程作为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复苏的过程，作为他“向人的坐标迈了第一步”来探索，这正是大墙文学的不容忽视的深化，也是你的高明，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