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故不听学者之言。（《显学》）韩非要除去的《五蠹》，其中之一便是那“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的学者。韩非并且很明白的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同）韩非的书在秦国最流行，秦始皇早已熟读了他的《孤愤》、《五蠹》之书（《史记》六三）；李斯也是熟读《五蠹》、《显学》之书的（《史记》六三，又八七）；连那昏庸的胡亥也能整段的征引《五蠹篇》的话（《史记》八七）。故韩非虽死，而韩非的主张却成了秦帝国的政策。李斯焚书令中的话便是《五蠹》、《显学》的主张，而“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竟是直用“显学篇”的文句了。
平心而论，这种思想可算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大胆、最彻底的部分。古代思想家谈政治往往多是内心冥想，而捏造尧舜先王的故事来作证据；内心的冥想无穷，故捏造的尧舜先王故事也无穷。这种风气有种种流弊。名为道古，其实是作伪；闭户造证据，其实全无证据，养成懒惰诈伪的思想习惯，是一弊。什么事总说古昔先王怎样好，“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养成迷古守旧的心理，是二弊。说来头头是道，而全不观察现状，全不研究制度，“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养成以耳为目的不晓事习气，是三弊。故满地是“先王之语”，其实大都是假历史；遍地是“书简之文”，其实大都是成见与瞎说。所以韩非发愤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显学》）愚是不自觉的受欺，诬是有心欺骗。李斯的焚书政策只是要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叫人回头研究现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为教”，下“以吏为师”。他不是有意要“愚黔首”，只是如始皇说的“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翻成了今日的语言，这种政策不过等于废除四书五经，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点现代的法律、经济、政治的知识。这有什么希奇呢？我们至多不过嫌李斯当日稍稍动了一点火气，遂成了一种恐怖政策，不仅是取缔那应该取缔的“以古非今”，竟取消一切“私学”的权利，摧残一切批评政治的自由了。但政治的专制固然可怕，崇古思想的专制其实更可怕。秦帝国的专制权威，不久便被陈涉、项羽推翻了。但崇古思想的专制权威复活之后，便没有第二个韩非、李斯敢起来造反了。我们在二千多年之后，看饱了二千年“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无穷毒害，我们不能不承认韩非、李斯是中国历史上极伟大的政治家。他们采取的手段虽然不能全叫我们赞同，然而他们大胆的反对“不师今而学古”的精神是永永不可埋没的，是应该受我们的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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