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窦建德所建夏政权是"农民革命政权"的说法不能成立。夏政权是由隋朝官员着手操办，按照隋朝封建政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经济方面，夏政权劝课农桑，依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政治方面，夏政权设立同隋朝一样的职官、法律等典章制度；吸收大批隋朝官员，把持各级要职；公开打出拥隋的旗帜，为业已覆灭的隋王朝报仇雪恨；同唐朝封建政权一样和突厥结为联盟。窦建德死后，其同伙继续叛乱，基本力量是豪强地主。因此，夏政权是封建主义的政权，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具备另外的性质。
隋末唐初，群雄逐鹿，窦建德领导着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起事，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失败，历时十年之久。它不仅在广袤的河朔地区纵横捭阖，叱咤风云，而且还建立了政权，与隋唐封建王朝次第并存达四年之久，成为历史书籍不得不提及的一桩大事。关于这个政权的性质，流行说法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第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然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史实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农民政权的说法站不住脚。
一
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正月，窦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筑坛场，自称长乐王，改元丁丑，署置官吏，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后来更号夏王，定都乐寿，又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县），"备百官，准开皇故事"（《新唐书》卷85《窦建德传》），称夏国。可见，夏政权是把隋文帝开皇时期的封建政权模式奉为自己的蓝本的。
当时有的武装力量"得隋官及山东士人皆杀之"，窦建德不然，"每获士人，必加恩遇"。（《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夏政权成立伊始，就把俘获招纳的一批隋官员吸收为自己政权的成员。例如：隋的景城户曹张玄素被署置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后置为黄门侍郎；隋的河间郡丞王琮被署为瀛州刺史；隋的饶阳县长宋正本被"引为上客，与参谋议"（《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后署为纳言；隋的景城丞孔德绍被署为内史侍郎；隋的冀州刺史麴棱被署为内史令；隋的信都郡司功书佐刘斌被署为中书舍人。到了破灭宇文化及以后，"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左仆射，掌选事，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右司郎中柳调为左丞，虞世南为黄门侍郎，欧阳询为太常卿。……自馀随才授职，委以政事"。（《资治通鉴》卷188）窦建德"事无节文，矩为之创定朝仪，权设法律，宪章颇备，建德大悦，每咨访焉"。（《旧唐书》卷63《裴矩传》）夏政权官制的裁定、法律和典章制度的设置及官吏的遴选，皆由隋的黄门侍郎裴矩一人包揽，裴矩也就成了夏政权的开国元老。大量的隋官员渗入夏政权内部，把持了各级要职，掌握了夏政权的命脉。可见从职官名称到组织结构，夏政权和隋王朝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把按照隋朝开皇故事建立起来的夏政权看作隋政权的袖珍版、修订版，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一定的上层建筑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夏政权要想维持下去，不能没有自己的经济。关于夏的经济情况，史乘极少记载。《资治通鉴》卷188说窦建德在统治区内"劝课农桑"，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封建主义的。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生产方式不是可以由人们随意选择的，人们怎么可以在封建主义的社会条件下采取封建主义以外的生产方式呢？马克思的一段话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那么，窦建德要想维持政权，就必须像封建社会任何时期的统治者那样，致力于"劝课农桑"，这样，既存在一个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也存在一个获取税收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课税一律是力役、实物并征的封建方式，夏政权不可能例外。当然，课税在程度上有多寡急缓的差别，政治局面会随之而出现窳败或清明的状况。但政治状况的差异并不能改变当时经济基础的性质。不能在因其窳败而目之为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就因彼清明而目之为农民革命政权下的生产关系。夏政权"劝课农桑"后，生产发展了，民众生活可能会相应改善，但在群雄逐鹿、战争频仍的社会环境里，民众的生计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社会秩序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所谓"境内无盗，商旅野宿"（《旧唐书》卷63《裴矩传》），不过是溢美之辞，不足凭信。
在封建社会里，在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农民群体对经济的要求，只能产生一些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要求均田均产，这是农民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历史现象。在窦建德的时代，他是连这一点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要求都不曾提出过的。
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应该看它的生产关系。夏政权是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因而不是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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