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刘知幾著《史通》，审视千古，评品百家，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理论。他把历史编纂主体分为史家个人和修史班子加以论述。他认为史家应兼备才、学、识三长，史才指文字驾驭能力，史学指历史知识修养，史识指鉴别资料和判定人物、事件的能力，此外还提出史家的职业道德问题，开清代章学诚之先河。他反对群体修史，因为：（一）班子成员不是行家里手，不具备史才；（二）诸长官瞎指挥，意见各异，重大问题反而没有指授；（三）群体协作难以保密，执笔者顾虑重重，损害修史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四）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历史编纂学体系涉及史书体裁、内容、文字表达等等问题。他对于已有的史书体裁加以分类和比较，重点指出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劣得失。他对于纪传体的本纪、列传、论赞、表历、书志等等体例条分缕析，为编纂者指点门径。关于史书内容的取舍增减，他认为应以褒贬劝诫为指归，选择大善大恶的人物和事件入史，轶出范围和冗杂不实的内容都应舍弃，删掉断代史中的《天文志》、《艺文志》，增修《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等。对于文字表达，他提出四点要求：（一）"文约而事丰"；（二）"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三）"当世口语"，"从实而书"；（四）清晰明了，逻辑一致。他的诸多主张，或由后世遵循，或给后世以启迪。
刘知幾（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他出生在一个文化气氛很浓的家庭里。父亲刘藏器学养深厚，教子严厉，致使刘知幾兄弟六人均为进士及第。刘知幾幼年时代对诗赋产生过浓厚的兴趣，但很快就转移到史学方面。11岁时，他随父亲学习《古文尚书》，为其佶屈聱牙、晦涩难解所苦，尽管屡遭痛打，而终无所成。这时，父亲正在为他的哥哥们讲授《左传》，他也凑进去旁听，课后还能为诸兄复述大意，辨析疑点。他感叹道："若是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史通通释》卷10《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父亲惊异于他的这个想法，答应教他《左传》，一年后便结了业。父兄都想让他专精《左传》一书，责成他遍读各家注疏。但这位有心计的儿童却为自己的发展设计了方案，要博览群书，拓宽基础。他开始自学《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并且体现出审视历史的胆识和眼光。他议论起班固《汉书》不应有《古今人表》，谢承《后汉书》应为更始帝立纪，闻者皆指责他道："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史通通释》卷10《自叙》）后来，他见到张衡、范晔的书中已有这种说法，不禁为自己的见解和古人暗合而感到欣慰。到17岁时，他已将历代史书和当代实录浏览净尽。
20岁这年，刘知幾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他被安排担任获嘉县（今属河南省）主簿，后来调任定王府仓曹，公务之余，以耽玩史籍为乐趣。他一直关心时政，当武则天敕令九品以上官员上疏陈得失时，曾对授官猥滥、调转急促等事发表过急切的批评。同时，他为酷吏肆虐、殃及无辜感到担忧，著《思慎赋》自警。当时的大手笔苏味道、李峤盛赞该赋为："陆机《豪士》所不及也。"（《旧唐书》卷102《刘知幾传》）他的史学才华为朝廷所知，42岁时开始在神都洛阳（今属河南省）担任著作佐郎、左史、凤阁舍人等职，以本官兼修国史。唐中宗复辟后，诏令编纂《则天大圣皇后实录》，他参与撰写。他因自己的主张与监修权臣武三思不合，于是私下整理历年所写的札记，撰为《史通》一书。朝廷旋即迁回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他请求留在洛阳。不久，有人说他身为史官，不宜私下著述，于是中宗将他召至长安任太子中允，领史事。这时由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等任监修，刘知幾与他们意见不合，就致函萧至忠，指出修史体制存在的诸种弊端，请求免去自己的史任。宗楚客厌恶他言辞直率激烈，对诸史官说："此人作书如是，欲置我何地！"（《旧唐书》卷102《刘知幾传》）
在唐睿宗、唐玄宗时期，刘知幾继续编修国史。61岁这年，任太乐令的长子犯法流放，他找宰相评理，触怒玄宗，被贬为安州（治今湖北省安陆县）别驾，到任不久即去世。几年后，玄宗命洛阳地方官就其家抄呈《史通》，读后极为欣赏，追赠他为汲郡太守、工部尚书，谥为文。
刘知幾在修史的同时，还参与编修过《三教珠英》、《文馆词林》、《族姓系录》等书。他著文认为《孝经》郑氏学不是郑玄所注，《易》无子夏传，《老子》无河上公注，遭到一些人的非难。20年的著述生涯中，他不被时人理解，与监修贵臣主张不合，只同徐坚、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等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结为莫逆之交，经常感叹："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史通通释》卷10《自叙》）徐坚特别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新唐书》卷132《刘子玄传》）正是这部凝聚着刘知幾数十年心血的不朽著作，建立了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体系，对于今天以新的体裁撰写史书，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1．编纂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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