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
关于历史编纂个体所应具备的条件，刘知幾做了系统的阐述。
刘知幾认为文和史是负荷不同任务的载体，存在着区别。大抵文可"绮扬绣合，雕章缛彩"，允许求美而不求真。史须实录存真，应该"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通释》卷7《鉴识》）他解释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原因在于史才须有才、学、识三长，不是任何识字人都具备的。他对三长未下确切的定义，只是打比方说：有学而无才，就好像愚笨的人，尽管有百顷良田、满箱黄金，去经营生活，却不能增殖财富。有才而无学，就好像是能工巧匠，身怀绝技，手里却没有木料、工具等等，照样修不出宫室。"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因此，他断言："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卷102《刘知幾传》）
统览《史通》全书，可做如下诠释：
刘知幾所说的史才，指修史者的文字驾驭能力。他最崇拜的史才是左丘明，认为："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所著《左传》，"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记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谀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后代作者，没有一个达到如此高度。他批评本朝修史者多是缺乏史才的词人，"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因此，所编史书如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史通通释》卷6《叙事》）
刘知幾所说的史学，指修史者对历史知识的学养。战国时期，人们已经用"学富五车"形容饱学硕士。到了唐代，文化典籍更是汗牛充栋。修史者只有全面熟悉资料，才可避免纰缪和遗漏。左丘明修《左传》，除了依据自己鲁国的史籍，还广泛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因而才能"殚见洽闻，若斯之博"，"取信一时，擅名千载"。（《史通通释》卷5《采撰》）刘知幾建议史书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设想缺乏史学的人会提出"世无其录"的疑问。他列举出三方面可资利用的大量典籍，认为："譬夫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鳞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鱼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史通通释》卷3《书志》）
刘知幾所说的史识，指修史者对于资料的鉴别能力和对于人物、事件的判定能力。编纂活动的取舍有赖于对资料进行鉴别。范晔删节诸书修成《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刘昭却把删掉的那些"言尽非要，事皆不急"的资料采为补注。刘知幾嘲笑道："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以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史通通释》卷5《补注》）刘峻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作注，"指其瑕疵，伪迹昭然"，而唐修《晋书》却照样采以入书，也是"鉴非详正"的事例。（《史通通释》卷17《杂说中》）刘知幾提醒修史者对于人物的郡望、族姓、事迹等资料，一定要认真考核，剔除其不可信的成分。修史必然涉及对人物、事件的评价、定性。班固《汉书》中的一些论赞，"理多惬当"，但"深排贾谊"，则"与夺乖宜"，"是非失中"。（《史通通释》卷4《论赞》）至于一些史书，"谈主上之圣明则君尽三五（三皇五帝），述宰相之英伟则人皆二八（八元八凯）"（《史通通释》卷5《载文》），更是欠缺史识的表现。
刘知幾把史才、史学、史识作为编纂者的素质加以探讨之后，尽管没有提出史德的术语，还是探讨了编纂者的职业道德问题。他认为要想让史书达到"惩恶劝善"、"激浊扬清"（《史通通释》卷7《品藻》）的目的，编纂者就应该不虚美、不掩恶，即使环境险恶，也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因此，编纂者的职业道德应该是："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史通通释》卷7《直书》）他列举了历史上史德高尚的典型，同时抨击了一些相反的人物。例如北齐史官魏收，奉命编纂《魏书》，鉴于本朝开国得力于尔朱荣，又收了其子的贿赂，就对这位杀害北魏小皇帝的奸雄减其恶而增其善，说："苟非荣之致力，克夷大难，则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也。然则荣之功烈，亦已茂乎！……向使荣无奸忍之失，修德义之风，则彭、韦、伊、霍，夫何足数！"（《魏书》卷74《尔朱荣传》）魏收人品龌龊，对于尚书令杨遵彦，"撰其家传甚美"。相反，"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此，诸家聚讼不休，反而"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魏书》因而受到人们的鄙薄，号为"秽史"。（《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
2.编纂班子
刘知幾认为文献资料虽然出于众手，但编为史书，应由编纂者个人依据自己的主张加以厘革，成为郁为不朽的一家之言。唐代的修史制度是官修史书，宰相监修。他参与修撰，发现很多弊病。
其一，班子成员不是行家里手，不具备史才。监修者是主编，"凡居斯职者，必恩幸贵臣，凡庸贱品，饱食安步，坐啸画诺，若斯而已矣。"修史者多是监修者引进的缺乏史才的官员和词人，"或以势利见升，或以干祈取擢"。（《史通通释》卷10《辨职》）这样的班子显然不能负荷修史重任。
其二，长官瞎指挥，意见各异，重大问题反而没有指授。同时设置几位监修，都在嚷嚷不休，杨再思说"必须直词"，宗楚客说"宜多隐恶"，阵法混乱，不知适从。对于具体的编纂问题，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监修者却不能"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史通通释》卷20《忤时》）
其三，群体协作损害了修史工作的独立性。史书要扬善惩恶，使乱臣贼子惧，就要对入史人物定其臧否，征其善恶，行褒贬之法。修史者只有独立著书，才能免受干扰。而修史班子成员复杂，且"皆愿长喙"，难以保密。"倘有五始（《春秋》章法）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史官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担心"取嫉权门"，"见仇贵族"。（《史通通释》卷20《忤时》）
其四，分工不明，效率低下。群体协作修史，"属词比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惰须等"。但监修却不对班子成员明确分工，使得诸人"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史通通释》卷20《忤时》）史馆"可以养拙，可以藏愚"，成为"素餐之窟宅，尸禄之渊薮"。（《史通通释》卷10《辨职》）
因此，刘知幾反对群体编书。
1.编纂体例
关于史书的体裁，刘知幾提出了六家二体的说法。他把已有的史书分为《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家，认为其中《左传》、《汉书》二家的体裁一直为历代沿用，是编年、纪传二体，其余四家的体裁久已废置。清人浦起龙注释《史通》，指出《尚书》为记言家，《春秋》为记事家，《左传》为编年家，《国语》为国别家，《史记》为通古纪传家，《汉书》为断代纪传家。这与刘知幾的本意有出入。《春秋》、《左传》，前者是经，后者是传，互为表里，强分作记事、编年两家，未免龃龉不合。《史通·二体》论述《左传》这类编年体时，刘知幾是以《春秋》为表识的，并未把二书看作两种体裁。《史记》、《汉书》都是纪传体，一为通史，一为断代史。同文在论述《汉书》这类纪传体时，是举《史记》而包括《汉书》在内的。可见刘知幾标举六家，不过是说出过六种有影响的史学著作而已，读者不必过于拘泥。
刘知幾对二体做了深入的研究。编年体的长处在于："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其缺点是："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虽然脉络清晰，但难以立体地反映历史全貌。纪传体情况复杂，有本纪、列传、表、志等丰富内容。其缺点在于："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史通通释》卷2《二体》）虽能包举万象，取事该富，但文字不经济，头绪不清楚。总之，二体各有得失，不可偏废。
刘知幾对司马迁《史记》首创的纪传体各项体例条分缕析，为编纂史书指点门径。
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编年体，由帝王领衔，按时间顺序记载国家大事。因此，须注意两点：只可为名实相副的帝王立本纪以显国统；只可包举大端，不必载入细节和小事。刘知幾举例说明这两点。司马迁自乱其例，为项羽立本纪。"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名曰西楚，号止霸王，……即当时诸侯。……求名责实，再三乖谬。"魏澹《后魏书》和李百药《北齐书》，本纪"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必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史通通释》卷2《本纪》）
世家是为"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诸侯所立的传。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陈涉"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汉代的诸侯，"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才经数世"。这与周代诸侯"即位建元，专制一国"有别。班固撰《汉书》，废弃世家体裁，并入列传一类，如此厘革，"事势当然，非矫枉也"。（《史通通释》卷2《世家》）
列传除周边民族以外，其余部分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活动。传以释纪，凡不宜载入本纪中的具体情节，都应写进当事人的传中。写法或独自立传，或附传，或以类相从立合传、类传。刘知幾主张对入传人选严加抉择，因为有这样的现象：自《史记》、《汉书》以来，入传人物众多，"其间则有生无令闻，死无异迹，用使游谈者靡征其事，讲习者罕记其名，而虚班史传，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胜纪哉！"（《史通通释》卷2《列传》）
论赞是对入史人物所做的评论，文字应与正文互补，避免雷同，持论应公允、警策，"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史记》论称："观张良貌如美妇人；项羽重瞳，岂舜苗裔。"这是补充正文中没有的内容，因而"事无重出"。《汉书》赞云："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葬，贤于秦始皇远矣。"这算得上"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然而不少史书的论赞，不过是重复纪传正文，稍加文饰而已。唐代词人修《晋书》，论赞"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赞语自班固以来运用诗体，重复论语的意思，历代相沿。"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史通通释》卷4《论赞》）
表历是以表格的形式，旁行斜上地记载人物世系和各类政权大事。刘知幾认为《史记》的表历显得冗余。"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史通通释》卷3《表历》）同时，他又认为表历可使史事的关系和线索表达得更加醒豁。《史记》"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其年月。……虽燕赵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特别是分裂时期，如春秋、战国，"天下无主，群雄错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则诸国分年，一时尽见"。崔鸿著《十六国春秋》，就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体裁。天下一统的朝代则无须修为表历。"如两汉御历，四海成家，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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