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既为臣子，王侯才比郡县，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史通通释》卷3《表历》）
《史记》创书，《汉书》改称志，用以记载典章制度、经济现象、文化现象和灾变瑞异。刘知幾认为断代史的书志应注意时代断限。天象恒常不变，古今无别，前代史书已有天文专篇，后来的断代史则不必再修《天文志》。前代的文献典籍已见诸记载，后来的断代史不必再写入《艺文志》中。否则，不但体例不纯，而且杂芜，犹如"加阔眉以半额"。至于灾变瑞异，并非与人事有必然的感应关系，然而有的史书立为《五行志》，加以附会，不惜"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或者"前事已往，后来追证，课彼虚说，成此游词"。因此，他告诫人们："无为强著一书，受嗤千载。"（《史通通释》卷3《书志》）
此外，刘知幾还对书篇题目、序例、称谓、补注等问题，从体例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说法。
编纂史书必然遇到内容的取舍增减问题，刘知幾提出了一系列意见。
刘知幾认为普天之下人物众多，不可能一一入史，应以褒贬劝诫为指归，选择大善大恶者。很多史书取舍不精。入选的善人"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入选的恶人"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史通通释》卷8《人物》）记载人物的事迹应"举其宏纲，存其大体"，不应"丝毫必录，琐细无遗"。有的史书"喜论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史通通释》卷18《杂说下》）有的史书对于传主的家属，尽管父亲是小县令，儿子是小丞郎，"声不著于一乡，行无闻于十室"（《史通通释》卷8《书事》），却一一列举，把国史写成了家谱。有的史书专门搜集"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记载些荒诞不经的迷信说法，把国史变成了"鬼神传录"。（《史通通释》卷8《书事》）有的史书喜欢采集一些无关宏旨的趣闻佚事，诙谐杂言。如《宋书》卷42载：刘邕爱吃疮痂，认为味道鲜美，象鳆鱼一般。孟灵休患有疮病，刘邕去他家，见疮痂落在床上，就拾起来吃掉。孟灵休大惊，问起何故，刘邕答道："性之所嗜"。于是孟灵休就把自己身上的疮痂揭下来给他吃，竟弄得自己浑身流血。甚至对于南康国来的200人，不问其是否有罪，都打得遍体鳞伤，以便结成疮痂，供刘邕吃。同样，对于文献典籍，也应只就重要者加以著录。有的史书不然，"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史通通释》卷18《杂说下》）拣择失度，流于烦杂。
刘知幾认为轶出范围和冗杂不实的内容，都应该舍掉。断代史有明确的断限，别的书所记载的前代事迹不必重复。《汉书·地理志》叙述前代情况，已经不妥，而且全抄《尚书·禹贡》成文，无异于"以水济水，床上施床"。夷狄的族源前代史书已做交待者，后修史籍不必照搬。"滥引它事，丰其部帙"，达不到"称博"的目的，犹如"骈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钧；附赘居身，非广形于七尺"。（《史通通释》卷4《断限》）两汉词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马融的《广成赋》等，"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却被《史记》、《汉书》、《后汉书》全文录入传中，"不其谬乎"！（《史通通释》卷5《载文》）魏晋以来，文书有五失现象。一为"虚设"，如魏晋皆以禅让方式得天下，"上出禅书，下陈让表，其间劝进殷勤，敦谕重沓，迹实同于莽、卓，言乃类于虞、夏"。二为"厚颜"，如两国交兵，明明自己处于劣势，檄文反倒称对方"智昏菽麦，识昧玄黄，列宅建都若鹪鹩之巢苇，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三为"假手"，指皇帝诏敕由朝臣代写，"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义。其君虽有反道败德，唯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四为"自戾"，指皇帝指示反覆无常，对同一个人，褒崇时说"圭璋特达，善无可加"，贬黜时却说"斗筲下才，罪不容责"。五为"一概"，指与实际不符的套话，如："国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眦，而称感致百灵。"五失在于不实，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因此，不必"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史通通释》卷5《载文》）
刘知幾主张断代史删掉《天文志》、《艺文志》，增修一些新的内容。历代建都，地址和宫阙制度不同，可资后世参考。"土阶卑室，好约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穷奢者由其败国。"可资劝善诫恶。因此，可撰为《都邑志》。魏晋以来，"遐迩来王，任土作贡"。周边政权所献的方物，"观之者擅其博闻，学之者骋其多识"。因此，可撰为《方物志》。谱牒"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史通通释》卷3《书志》）因此，可撰为《氏族志》。他还提出为避免文字的冗长和断离，史书宜增设一种体裁，单列皇帝的制册、诰令，群臣的章表、移檄，文士的诗颂书论，可称为《制册书》、《章表书》等等。这样，纪传体便可兼容记言家的长处。
3.文字表达
对于文字表达，刘知幾提出四点要求。
其一，"文约而事丰"。刘知幾很推崇《左传》、《汉书》叙事简要，认为其余史书多失诸烦累。特别是骈文流行的时代，烦词冗句，泛滥成灾。"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因此，他主张"省句"、"省字"。（《史通通释》卷6《叙事》）
刘知幾以古籍为例进行删节示范。如《孔子家语》云："鲁公索氏将祭而忘其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门人问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这段文字共63字，他认为"可除二十四字"（《史通通释》卷15《点烦》），很可能是"昔公索氏"至"如期而亡"这24字。可见叙事时以简驭繁，能以最少的文字传达最多的信息，使表达干净利索。他指出王劭《齐志》叙述高季式破尔朱兆，以七骑追奔逐北，只用了"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八字，"不言奋槊深入，击刺甚多"，"闻者亦知其义矣"。（《史通通释》卷8《摸拟》）可见文字简约还能产生弦外之音，耐人寻味。
刘知幾认为叙事有四种手法，即"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指出："近史纪传欲言人居哀毁损，则先云至性纯孝；欲言人尽夜观书，则先云笃志好学；欲言人赴敌不顾，则先云武艺绝伦；欲言人下笔成篇，则先云文章敏速。此则既述才行，又彰事迹也。"由此看来，四种手法不必同时运用，否则"其费尤广"。（《史通通释》卷6《叙事》原注）
刘知幾激烈抨击外行充当监修，对编纂者的文字处理横加干涉，致使芜累不堪。武则天时期，修史者对于制敕入史不敢精简文字、撮取大意，只去掉开头的"门下"和结尾的"主者施行"几个字。监修官武承嗣大发雷霆，说："公辈是何人，而敢辄减诏书！"（《史通通释》卷15《点烦》附引例语）此后，编纂者便一字不落地照录敕文。刘知幾认为极其荒唐可笑。
其二，"文而不丽，质而非野。"（《史通通释》卷6《叙事》）史书应准确地纪录人物、事件，可信性和可读性并重。行文可以典雅，可以质朴，但不能违背事实，一味采用文学手法，"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史通通释》卷6《叙事》）刘知幾举了几个例子。《东观汉纪》说："赤眉降后，积甲与熊耳山齐。"他批评道："弃甲诚众，必与山比峻，则未之有也。"曹魏小书都说："文鸳侍讲，殿瓦皆飞。"他批评道："《汉书》云：项王叱咤，慑服千人。然则呼声之极大者，不过使人披靡而已。寻文鸳武勇，远惭项籍，况侍君侧，故当屏气徐言，安能檐瓦皆飞，有逾武安鸣鼓！且瓦既飘陨，则人必震惊，而魏帝与其群臣焉得岿然无害也？"（《史通通释》卷20《暗惑》）如此雕饰夸张，便是美言不信了。
其三，"当世口语"，"从实而书"。《左传》如实笔录当世"刍词鄙句"，《史记》如实记载"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史通通释》卷6《言语》），刘知幾肯定这种作法。但后来作者认为这类话不雅，便"假托古词，翻易今语"。（《史通通释》卷6《叙事》）历史面貌因而失真、走样。王劭《齐志》大量记载北齐鄙言，对后世了解问题大有帮助。比如：唐代依然把中州叫做汉，把关西称为羌，把臣呼做奴，把母叫成姊，把国君称为大家，把师人（兵士）唤做儿郎，等等。"寻其本源，莫详所出，阅诸《齐志》，则了然可知。"（《史通通释》卷17《杂说中》）《齐志》载："洛干感恩，脱帽而谢"。李百药撰《北史》，改写为："高祖亲扶上马，洛干免冠稽首。"这样改动似乎古雅，但不符合历史实际，一则鲜卑族习俗为不着冠冕，二则人在马背上，如何能跪在地上，长时间叩头至地面，以作拜谢？依据这种表达，"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史通通释》卷6《叙事》）北齐、北周，同是出自阴山的鲜卑族政权。牛弘撰《周书》，故求文雅，"记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这与王劭《齐志》的表达大相径庭。"非两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虚实之异故也。"（《史通通释》卷18《杂说下》）
同样道理，对于后世的官职宜如实直书，不能为求古雅而套用前代称谓。刘知幾批评谯周《古史考》所说"秦杀其大夫李斯"，以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大夫类比秦朝的丞相，不伦不类。（《史通通释》卷8《摸拟》）
其四，清晰明了，逻辑一致。刘知幾认为史文应明白易懂，不致产生误解，司马迁自称："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这给人留下疑窦，搞不清是"同陵陷没，以置于刑"，还是"为陵所间，获罪于国"。幸好《汉书》本传载其《与任安书》，备述受刑原因，才使人得以"克明其事"。（《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
由于资料成于众手，容有说法不一的现象，文字处理应注意逻辑一致。例如文献说周族兴起，"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为"独夫"；说到商的灭亡，却是"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这样便"是非无准，向背不同"。（《史通通释》卷13《疑古》）《汉书》对汉成帝，说法前后矛盾。《本纪》赞称："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五行志》却说："成帝好微行，选期门郎及私奴客十馀人，皆白衣袒帻，自称富平侯家。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远至旁县。故谷永谏曰：陛下昼夜在路，独与小人相随。乱服共坐，混淆无别。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史通通释》卷16《杂说上》）可见赞语不实，应统一起来。
利用前史重新修书，应注意对有关文字作处理，使提法不出漏洞。《史记》说陈涉死后，"至今血食"，《汉书》因袭不改。一在西汉，一在东汉，"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史通通释》卷5《因习》），岂是同一个"今"字的含义？
这四点要求，包括着文字技巧和思想方法两方面的内容。
四、刘知幾的学术地位
《史通》一书审视千古，评品百家，系统地提出了历史编纂学理论，刘知幾从而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史通》"虽以史为主，而馀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史通通释》卷10《自叙》）对古代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刘知幾的时代，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依然流行。他讨论史书体裁，六家中包括着经部著作。他把史才、史学、史识作为编纂者的素质要求，也谈到职业道德问题。明人王守仁、胡应麟和清人章学诚阐明"六经皆史"之旨，后二人倡导史家应有"史德"，可以认为刘知幾早已开其先河。刘知幾六家二体的分类虽然不够合理，但在政书体、纪事本末体等创立之前，各种体裁都已囊括无遗。
《史通》一书处处体现出刘知幾独具只眼。他对《史记》体例不纯和叙事杂乱的批评，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自从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来，现代学人纷纷学舌，相比之下，刘知幾要高明得多。而对于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那样受到人们普遍诋毁和贬低的史书，刘知幾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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