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摆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对于孔子修《春秋》为自己鲁国的事情曲为讳饰，也予以发覆、批评。
《史通》的主张，或被后世遵循，或给予后世以启迪。刘知幾批评赞语写成韵体，重复论语的意思，唐后诸史皆有论无赞。他建议增修《都邑志》，新旧《唐书》虽未单列成篇，但《地理志》都在相关地区中首先叙述长安、洛阳的建都梗概和制度规模。《氏族志》也未成篇，但南宋郑樵编纂《通志》，专门辟有《氏族略》。刘知幾建议增设制册、章表、诗颂书论等篇，虽然史书篇幅有限，难以包容，但后来所出《唐大诏令集》、《陆宣公翰苑集》、《文苑英华》等等，不妨看作是内失外补。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史部即有诏令、奏议一类。其余诸多都城、姓氏等方面的著作，也都可以这样看待。
刘知幾取得这样的成就，有其个人因素，由上文介绍生平可知；更有历史和时代的因素。关于历史因素，他自称前人的著作，如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等等，或培植起自己的审视眼光和批判精神，或启发自己全面清理文化遗产，建构理论体系。从《史通》的疑古、惑经，我们看到了《论衡》问孔、刺孟的影子。《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
关于时代因素，有两点应该予以注意。其一，迄于唐代，史学著述大量积存，流派纷呈，体例多元，亟待总结清理，时代在呼唤适应这项任务的人才。其二，《新唐书》卷132在刘知幾等几位史臣的传后，下了这样的评语："唐兴，史官秉笔众矣。……知幾以来，工诃古人。"可见已形成小规模的社会思潮。诃而能工，不能斥为坏事。这群史官应该包括上文所述刘知幾的那批知己。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无从细考，但按常理来猜度，气味投合，应该会互相启发，彼此影响，不过其中刘知幾更加杰出，更能起主导作用罢了。
（原载《洛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中国古代编辑家评传》专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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