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腾出手来改朝换代，是李渊亟待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恰好这时李密在幻想自为盟主，同意与李渊联合。李渊看到李密落入自己的圈套中，高兴之极，知道趁机利用李密牵制东都兵力，东都兵力便不可能与长安隋军应合，利用李密扼守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市）险要地势，江都信使便被阻绝，自己"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永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父矣"。（《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617年，李渊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长安，次年建立了唐朝。李密与东都王世充屡战不利，有人建议他投唐，理由是："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公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旧唐书》卷53《李密传》）可见李密与东都势力的周旋，使东都对于长安隋政权的屏障、拱卫和援助作用得不到发挥，对于隋唐政权的更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唐朝建立后，立即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620年，唐高祖李渊派次子秦王李世民讨伐郑国王世充。王世充想利用洛阳的地位维持分裂局面，对李世民说："隋末丧乱，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世充唯愿自守，不敢西侵。""王乃盛相侵轶，远入吾地，……未见其可。"李世民义正词严地申明了统一立场，说："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感恩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旧唐书》卷54《王世充传》）唐军攻下一些城镇，河南州县相继降附。但洛阳守御甚严，李世民昼夜攻城，不能占领。将士思归，高祖也命令班师。李世民派人向高祖汇报说：王世充据守洛阳孤城，"今若旋师，贼势复振，更相连结，后必难图"。（《资治通鉴》卷188）可见，洛阳一城关系着唐政权的命运和天下的安危。这时，河北夏政权窦建德和王世充改善关系，派兵救郑，以便"常保三分之势"。（《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621年，李世民擒获了窦建德，王世充率众投降。以洛阳的收复为转机，分裂危机被解除。李世民进入洛阳城，见隋建宫殿奢侈，竟然带着新政权幼稚的冲动心理，"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资治通鉴》卷189）看样子，想抛弃这个东方政治堡垒，以消除分裂隐患。但洛阳的传统地位，迫使唐室不得不加以重视。对唐室忠心耿耿的屈突通，在平定王世充的战斗中立有头等功，因而拜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洛阳。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住在长安。洛阳对于长安的从属地位进一步肯定，二者之间地位的差距又拉大了。
三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逐步结束，高祖三子间争权夺利的争斗日趋激烈。626年，太子李建成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企图置秦王李世民于死地。李世民处于劣势，"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就派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千余名兵士赴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资治通鉴》卷191）高祖鉴于三子同在长安，必有争斗，对李世民说："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李世民将行时，李建成、李元吉认为："秦王今往洛阳，既得土地甲兵，必为后患。留在京师制之，一匹夫耳。"他们令人上封事说："秦王左右多是东人，闻往洛阳，非常欣悦，观其情状，自今一去，不作来意。"（《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高祖这才改变了主意。这场斗争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但李建成、李元吉出于自私心理，却避免了一次分裂和内战，还是应当肯定的。这也可以看出，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与分裂的前途命运。
630年，太宗李世民登基已四年，下诏重建洛阳宫。给事中张玄素以当初撤毁宫殿事为据，谏阻道："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认为太宗此举是"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甚于炀帝"，会和桀、纣"同归于乱"。这一恫吓使太宗暂时收敛，表示若到洛阳，"露坐亦复何苦！"以敢于和善于谏诤著称的魏徵称赞张玄素此举"有回天之力"。（《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太宗这次肯定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魏徵不至于如此推许张玄素。次年，太宗又命修造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谏阻道："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资治通鉴》卷193）但太宗终究还是命人修成了洛阳宫。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批评"修洛阳宫，劳人"。太宗说："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乃可其意邪"！甚至要追究其"谤讪之罪"。（《资治通鉴》卷194）太宗从谏如流，在帝王中最为突出，偏偏在修洛阳宫一事上，再三听不进不同意见，反映出洛阳问题非同一般，而官员们尚未窥见太宗的心曲。这一方面在于太宗作为关陇贵族，又当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对山东人不放心，"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须经营一个据点，来控制东方。另一方面，太宗认为"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后来，胡交《修洛阳宫记》也说："洛阳实处天下之中。"换言之，洛阳是全国的几何中心，具有处理四面八方各种事务的方便条件，适宜作为都城。但长安的关中本位根据地的地位不可动摇，因而胡交又说："定都长安，以隆上京"；"肇新东都，作对咸秦"。（《全唐文》卷352）即洛阳起到支持长安的作用。
太宗在位期间，一共到过洛阳三次（中间外出返回算一次）。他首次幸洛阳，诏令东方各地举荐人才，"给传诣洛阳宫"。（《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二次幸洛阳，诏令次年赴泰山封禅。最后一次则是为了经营辽东。他在洛阳特意召见隋代参加过辽战的郑元璹，还召回负责"先击辽东以观其势"的张俭，张俭"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资治通鉴》卷197）还将运送军粮出问题的韦挺，令人驰传械赴洛阳，加以处分。太宗部署了辽战的军事人选，自己亲统六军，自洛阳北上。可见太宗在利用洛阳控制东方，视察民情，处理各种事务。
这一点为其子高宗继承。高宗在位33年，七次幸洛阳，累计11年。657年，他首次幸洛阳，就看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直接将洛阳宫改称为东都，加强建设。他在《建东都诏》中说："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全唐文》卷12）并规定东都所在地洛州，其官员阶品并准长安所在地雍州。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675年，他说："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唐会要》卷30《洛阳宫》）他指示修缮宫殿，搞好东都建设。这时，唐朝同东北方的高丽、百济、新罗，北方的后突厥，西方的吐蕃、西突厥等政权，关系紧张，屡有战争。各方情况都需要尽快上报朝廷，得到处理，洛阳几何中心的作用进一步体现出来。高宗在两京间游弋，主要是利用这个作用，主持战争。他死在洛阳，弥留之际不无遗憾地感叹：天地神灵若能让自己再活一两个月，"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这是因为长安是李唐统治者宗庙、陵寝所在地，具有正统地位和礼仪氛围，高宗首崇长安，想死在老窝，自是人之常情。高宗尸骨将运回长安，陈子昂上疏建议在洛阳安葬，因为"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旱俭，灵驾西行不便"。（《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但未被采纳。这时，洛阳的地位依然从属于长安。
高宗死后，其皇后武则天执政，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她是山西文水县庶族，不属于关陇集团和关中士族。她企图改朝换代，就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选择都城是其中重要一环。684年，她刚临朝称制，就改东都为神都，使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同时，旗色、官名、文字、历法、礼仪等一系列的改动普遍铺开。688年，在神都立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虽然照例四时享祀，但已是侨置性质；又立崇先庙享祀武氏祖考。她甚至想把崇先庙立为天子级的七庙，降唐太庙为诸侯级的五庙，因掌管礼仪的官员反对而暂加收敛。690年，她终于改唐为周，当上了大周皇帝。因此，武氏庙改为七庙。次年，改置社稷于神都，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而把长安唐太庙改名为享德庙，四时享祀只有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其余四庙皆关闭，实际上连诸侯级别的待遇也没保住。同时，又迁关中数十万户来充实神都。这样，洛阳成了大周的根据地和唯一的政治中心，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不知不觉地取消了。武则天自从随同高宗到洛阳，长驻洛阳达30年之久，高宗西葬时她都不回长安，只有晚年一度回去两年。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改朝换代，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可见，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集团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
中宗复辟后，必须否定武则天的一些作法，才能保持李唐政权的色彩。他立即恢复唐国号，社稷、宗庙、陵寝、郊祀、百官、旗帜、服色、文字，都按高宗时制度加以恢复，迁武氏七庙神主于长安崇尊庙，把神都又改为东都。武则天死后，中宗于706年将政治中心迁回长安，不敢再轻易东幸一步。709年，关中灾情严重，粮价暴涨，运关东江淮粮食到长安，牛死十之八九，群臣建议巡幸洛阳。皇后韦氏出身于关中士族，不愿离开老家而东迁。群臣再建议时，中宗发脾气道："岂有逐粮天子邪！"（《资治通鉴》卷209）这表示李唐皇室首崇长安政策的恢复，和对洛阳地位的矫正、调整，使之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从中宗回长安，经睿宗，到玄宗初年，八年间没有皇帝东幸洛阳的现象。玄宗看到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的不同作用，认为："帝业初起，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为会同之府。"（《全唐文》卷20《幸东都制》）"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全唐文》卷23《幸东都制》）因此，他执政前期恪守定制，多次幸洛。后来，他厌烦巡幸艰苦，任用裴耀卿改革漕运，又在关中地区推行和籴法，解决了因官僚机构膨胀而日益严重的关中经济供应问题，长驻京师有了保障。736年，他由洛阳回长安后，由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744年，他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资治通鉴》卷215）玄宗主动放弃洛阳而僻居关中，也就不再观风省俗、维系东方了。这样，无异于作茧自缚，自我限制，自我孤立。放弃洛阳20年，也就为国家的安定统一局面埋下了隐患。
755年，安禄山率领15万兵士从幽州（治今北京市）南下讨伐杨国忠，接着发展成为全面叛乱，持续八年之久。如果玄宗不曾放弃巡幸洛阳，按照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当会较快得知叛乱消息，从而部署平叛活动。如果玄宗依然把洛阳作为控制东方的军事堡垒加以经营，也不会让几个不识干戈的文人充当留守官，守着一座缺少兵力的空城，以至于叛军不费力气就占领了洛阳。叛军在洛阳，"杀人如刈，焚庐若薙"。（《全唐文》卷740李庾《东都赋》）接着，安禄山在洛阳即帝位，威逼长安，玄宗仓皇播越四川成都。可见洛阳的失守是长安失守、政权瓦解的先声。肃宗在宁夏灵武登基，主持平叛。为了收复两京，唐请求回纥族援助。回纥两度帮助唐政府收复洛阳。回纥兵进入洛阳后，"遂入府库收财帛，于市井村坊剽掠三日而止，财物不可胜计。"他们"恣行残忍"，使得惊魂未定的洛阳士女，登上圣善寺、白马寺的塔阁，以求佛教保佑自己避难。回纥纵火焚烧寺院，"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这些灾难，使洛阳这座繁华的都城化为一片废墟。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诗描写道："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全唐诗》卷192）李庾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世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全唐文》卷740李庾《东都赋》）也就是说，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晴雨表。叛乱平定后，唐的版图缩小，国势衰微，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统一和强盛一去不复返。这一切由洛阳的残破体现了出来。
这时的洛阳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对于皇帝巡幸和驻跸洛阳，以前大臣是主动劝说的，李峤《请车驾还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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