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颋起草的《幸东都制》中所载情况，以及杨齐哲《谏幸西京疏》等等（载《全唐文》卷245、253、260），都反映了这一点；而现在则是极力谏阻。肃宗刚收复两京，即欲幸洛阳，亲征叛军。苏源明连续三次上疏，指出"车驾东幸不便"，原因在于："方今犯王畿者，河洛驿骚；侮侯服者，江湖叛涣"；"河南北尽为盗境，淮东江西又见修阻"。（《全唐文》卷373《谏幸东京疏》）763年，吐蕃乘唐廷平叛之机，侵占河陇地区，甚至深入京畿，代宗东避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欲遂都洛阳"。（《全唐文》卷784穆员《相国义阳郡王李公[抱真]墓志铭》）郭子仪、李抱真等人都表示反对。郭子仪负责过收复洛阳，亲眼看见洛阳一带的残破状况，知道不仅无力承担供应，并且难以号令天下。他说："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因此，"愿时迈顺动，回銮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代宗表示"亟还京师"。（《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此后，洛阳的重要性日渐减弱，但唐廷还是尽量维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仅仍然在这里开科取士，以分司东都的散秩安置重要官员，设置东都留守，还尽量部署兵力，监视和临制周围的藩镇、州县。宪宗以平定藩镇为务，镇压了地处河南的淮西镇的叛乱，给其余藩镇以极大的震动。这一时期，东都留守权德舆多次上疏，请求增加洛阳的兵力和衣粮。他指出，留镇将士仅3895人，请求增加两千，因为"都畿宫阙之重，四方水陆之中"，只有"加此新军，保安洛土"，才能发挥"临制东夏"的作用。（《全唐文》卷487《留镇将士加置二千人状》、《请置防御军状》）
826年，少年天子敬宗提出要巡幸洛阳，宰相、谏官接连上疏阻止，他耍着孩子气，一律不听，还派人到东都察看宫城及沿途行宫。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由治所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来长安朝觐，对敬宗委婉地加以劝阻。不久，河北跋扈藩镇上奏出工匠一万助修东都宫阙，实则别有用心。经裴度分析实情，敬宗最终打消了幸洛的念头。迄于唐末昭宗被朱全忠挟持至洛阳，唐朝诸帝一直没有来过洛阳。
晚唐时期，腐朽的统治不仅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而且使官吏产生了离心力。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尖锐地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统治危机已到极点，因而自称"救国贱臣"，"冒死上谏"。（《全唐文》卷804）他主持科举取士时，出试题为《天下为家赋》，意含讥刺，被谏官驳奏而贬官外放。880年，黄巢起义军攻打洛阳，刘允章作为东都留守，率领留守官吏开城门迎接起义军。洛阳被起义军占领，对长安政权的支持作用再度丧失，长安旋被起义军攻下。唐朝从此大伤元气，虽然维持了26年，但洛阳的失守已预示了它必将覆灭的命运。
黄巢入洛阳城后，慰问百姓，秋毫不犯，坊市安然。但他没有占据洛阳，随即向西挺进。洛阳这时遭到的破坏，来自东都官军和附近军阀。驻守东都的唐军到处抢掠，畿县百姓生活无着，十分艰辛。时人韦庄《秦妇吟》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全唐诗外编》上册第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885年，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节度使秦宗权的部将孙儒攻陷洛阳，烧宫室、衙署、民居，抢得鸡犬不留，月余而去。东都城只剩下断壁残垣，白骨蔽地，荆棘丛生，居民不满百户。中唐宰相李德裕曾在城南平泉购置别墅，战乱中"洛都灰烬"，别墅中的花木异石也散失殆尽。有人指出："黄巢败后，谁家园池完复，岂独平泉有石哉？"（《旧五代史》卷60《李敬义传》）这说明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兴亡的征候和生民安乐忧患的缩影。宋人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即指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册第24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虽然后来洛阳曾几度做过都城或陪都，但它在都城史上最显赫的时期，已经随着隋唐历史帷幕的降落而成为过去。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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