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误传他为文宗合炼金丹，须小儿心肝，民间惊惧。郑注一向厌恶京兆尹杨虞卿，就伙同李训构陷他，说这个谣言出自他的家人。杨虞卿下御史台监狱，李宗闵"极言救解"，文宗斥责李宗闵说："尔尝谓郑覃是妖气，今作妖覃耶尔耶？"（《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于是贬他为外官。随后，郑注揭发李宗闵当年当吏部侍郎，通过一位姓沈的驸马都尉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和宦官头子杨承和，由二人在宫中多次美言，才当上宰相。于是李宗闵再贬。这样，两个集团的首领都被逐出朝廷，其党羽也被清除出去。文宗对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旧唐书》卷172《李石传》），于是起用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为宰相。
进一步的问题是，文宗为什么倚重李训、郑注？文宗喜读《贞观政要》，对于唐太宗孜孜政道而取得贞观之治的局面，一直很向往，并且急于求成。大和六年，他对宰相们说："天下何时当太平，卿等亦有意于此乎？"牛僧孺说："太平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虽非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事后牛僧孺对同事们说："主上责望如此，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资治通鉴》卷244）他于是辞去了宰相职务。两党其他官员也都没有同文宗这种迂阔的理想相契合的表现。李训、郑注则不然，二人为文宗"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甚至具体到"开陈方略，如指诸掌"的地步。文宗"以为信然，宠任日隆"。（《资治通鉴》卷245）显然，李训、郑注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当时宦官专权，官僚朋党，藩镇跋扈，财政困难，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天下太平谈何容易，因而牛僧孺的话倒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除宦官"，下面再分析，这里分析"复河湟"问题。河湟指河西、陇右，吐蕃趁安史之乱，占据了这个地区，唐廷何尝不萌生收复念头，为客观条件所限，一直无如之何。杜牧《河湟》诗说："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樊川文集》卷2）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只是筹划在临近沦陷区的地方置戍兵、筑城堡而已，而且没能实施。唐宪宗看旧地图，"见河湟旧封，赫然思经略之"，但"未暇也"。（《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下》）这些都是文宗以前的事。文宗以后，吐蕃衰败，内斗激烈，沦陷区唐人趁机起义，以其地归唐。沙州（治今甘肃敦煌市）人张义潮领导民众继续斗争，收复了河陇13州土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绘地图以献唐廷。这完全是民众自发的行动，唐廷事后才知道，自己一方根本没有出任何力。那么，李训、郑注"复河湟"云云，不过是空疏的宣言，哄骗文宗，哄骗舆论，不可能付诸实施。而且二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郑注每自负经济之略"，文宗问到"富人之术"，他"无以对，乃请榷茶"。（《资治通鉴》卷245）盐铁转运使令狐楚兼领榷茶使，深有体会，认为"榷茶实为蠹政"，"岂有令百姓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造作？"（《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茶树是不能移植的，因而古代婚姻习俗有女方接受男方赠茶的订婚聘礼，表示自己对婚姻忠贞不移。小说《红楼梦》中王熙凤同林黛玉开玩笑，说："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还不给我们家当媳妇？"不知医术精湛的郑注为什么对"本草"习性如此昧然。
总之，文宗起用李训、郑注，最初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被他们的夸夸其谈所迷惑，误以为他们是扭转乾坤的奇才，遂加以重用，翦除宦官是后来的事，是实现太平理想的一个步骤。
李训、郑注同文宗密谋，杀掉了宦官头子王守澄，目标转向另一个宦官头子仇士良。李训假称左金吾卫办公院的石榴树上夜间降下甘露，这在冬天无疑是很奇怪的事，想诱骗仇士良偕众宦官前往观看，伏兵突起，杀掉他们。李训为什么要托词甘露？古人迷信，看重任何所谓祥瑞，天降甘露更看作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甘露之变发生的这一年，仅在凤翔藩镇（驻今陕西凤翔县），先有五色云出现，后捕获白兔，监军宦官都想上报文宗，节度使杜悰阻止，"监军不悦，以为掩蔽圣德"。郑注继任凤翔节度使，上报紫云出现，并献上白雉。在京师，八月，"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上亲采而尝之，百官称贺"。因此，李训托词甘露，与此前的祥瑞承接，既迎合了文宗和宦官、朝官们的心理，又同文宗和自己的太平理想一致，便于开展行动。甘露之变过后，文宗对杜悰说："李训、郑注皆因瑞以售其乱，乃知瑞物非国之庆。卿前在凤翔，不奏白兔，真先觉也。"（《资治通鉴》卷246）文宗从依靠李训、郑注翦除宦官，到公开批判他们利用祥瑞，看样子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表明文宗虽参与了同他们的密谋活动，但他们具体怎样行动，文宗未必任何细节都知道。在宦官众目睽睽之下，文宗同他们的接触不会过于频繁，说话不会面面俱到、处处明朗。
甘露之变爆发，李训、郑注彻底失败，连同宰相王涯、贾餗、舒元舆，以及王璠、罗立言、郭行馀、李孝本、韩约等官员，皆被宦官灭族。王涯和贾餗并没有参与李训的活动。被宦官滥杀的也不只是他们，在京师和凤翔，至少有三千人。
李训、郑注败在宦官手下，是必然的结局。宦官与中国王朝史相始终，不废除宦官制度，就不可能取消宦官，杀掉这一批，还会出现另一批。自唐德宗以来，宦官担任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是中央禁军的最高统帅。宦官所以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便是由于掌握军权，形成势力。甘露之变前，王守澄、仇士良便担任着右军中尉、左军中尉的职务。宦官或在京师，或在地方监军、巡边，"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对于如此强大的势力，李训"欲尽诛宦官"（《旧唐书》卷184《宦官》），郑注打算在凤翔挑选数百亲兵，利用埋葬王守澄的机会，"令内臣中尉以下尽集浐水送葬"，"令亲兵斧之，使无遗类"。（《资治通鉴》卷245）这种做法，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说，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盲目行动，不可能奏效。李训、郑注所以期望通过阴谋诡计侥幸获胜，是由于他们都是政治投机分子和政治暴发户，升迁异常，品质多疵，为官僚们所不齿，不具备威望和号召力、凝聚力，也不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
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在当地组织力量。李训抢先在京师下手，利用几位刚刚变动职务的人匆忙行事。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大理卿郭行馀为邠宁节度使，这是弄虚作假，他们并没有赴镇，只是为了"托以募爪牙为名"在京师"招募豪侠"（《旧唐书》卷169《王璠传》），政变时只有"部曲数百"。（《资治通鉴》卷245）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京兆府事，他指使长安、万年两县的捕贼官纠集吏卒。但官吏消极应付，"万年捕贼官郑洪惧祸托疾，既而诈死，令家人丧服聚哭"。（《旧唐书》卷169《罗立言传》）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知御史中丞，在起事当天率领"御史台从人二百馀"，罗立言率领"京兆逻卒三百馀"（《资治通鉴》卷245），仓促应付局面。倒是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手下有兵，但他刚由太府卿改换职务，在军中没有资历、威望，没有指挥能力，而且胆小如鼠，当仇士良一行来看"甘露"时，他竟吓得"变色流汗"。王璠和他伯仲之间，李训指挥他来文宗面前"受敕旨"，他竟"股栗不敢前"。（《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利用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神策军对付这类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牛刀小试即可。仇士良命令左右神策军各出动五百人，即刻便使李训力量和不相干的官吏、市人流血成河、僵尸遍地。
甘露之变事起，宦官们协调了内部关系，加强了族类意识，对于官僚士大夫，不论有党无党、何派何系，一律视为仇敌。巡边宦官田全操回京途中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资治通鉴》卷245）宦官对所谓逆人亲党进行大清洗，肆意杀戮，霸占财物。官僚士大夫身家性命毫无保障，心灵受到震撼，把仕途看作畏途。裴度"不复以出处为意"。（《旧唐书》卷170《裴度传》）白居易远在洛阳，"愈无宦情"。（《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他的《咏史（自注：九年十一月作）》诗说："秦磨利剑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按：用西汉初隐士商山四皓典），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几上尽，此作鸾凤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白居易集》卷63）《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诗说："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按：曹魏末年，嵇康被杀，临刑索琴奏《广陵散》），忆牵黄犬定难追（按：《史记·李斯列传》：丞相李斯被灭族，对其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白居易集》卷65）这时的宰相是郑覃和中立不党的人士李石，二人顶住腥风血雨，勉强办公。议论朝政时，仇士良阑入其中，动辄以李训、郑注的事来侮辱恐吓他们。他们则以李训、郑注由宦官王守澄引进为据，反问道："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使得"宦者稍屈"。（《资治通鉴》卷245）仇士良派刺客暗杀李石，虽受伤未死，但吓得"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师数日方安"。正是由于李石、郑覃不同宦官妥协，才使得"纪纲粗立"。（《资治通鉴》卷246）
仅靠郑覃、李石个人的节操和能力，还不足以抑制宦官，是昭义藩镇对宦官的态度给他们提供了有效的凭借。该镇节度使刘从谏连续上表"请王涯等罪名"，还说："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指仇士良、鱼弘志）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他表示"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资治通鉴》卷245）先属于李宗闵党后属于李德裕党的士人李商隐，号召其它藩镇响应昭义。他的《重有感》诗说："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全唐诗》卷540）玉帐指军帐，牙旗指旌旗，是节度使的居处和用物。这里说节度使拥有兵力，占据有利形势，应该在国家安危关头同皇帝休戚与共。窦融是东汉初年的凉州牧，凉州即今甘肃武威地区，属于函谷关以西地区。他得知光武帝刘秀欲讨伐隗嚣，便上表问出兵时间，打算效力。这里用以指刘从谏上表事。东晋苏峻谋反，陶侃同温峤、庾亮等人会师于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石头城下，终于杀掉苏峻。这里用以鼓动刘从谏会同其他节度使进军长安，消灭宦官。刘从谏的声讨以及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使得仇士良极度恐慌，宦官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关于刘从谏对稳定国家局势所起的作用，史官有公正的评论。一则说："是时中官颇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忧陷族，赖从谏论列而郑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旧唐书》卷161《刘悟传附子从谏》）一则说："苟无藩后之势，黄屋（指朝廷）危哉！"（《旧唐书》卷169《史臣曰》）
刘从谏提到王涯，是由于王涯并不知道李训的计划，也被宦官族诛，拿这事谴责宦官，更加义正词严。于是昭义镇成了保护受害者的卵翼，李训的哥哥李仲京，郭行馀的儿子郭台，王涯的侄孙王羽，韩约的儿子韩茂章、韩茂实，王璠的儿子王渥，贾餗的儿子贾庠，都逃到这里避难。
李训等人翦灭宦官，是为着李唐王朝的利益，而且是秉承文宗的旨意行事的。因此，古人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给予正面肯定。《旧唐书·宦官传》开篇评论宦官肆虐，把李训同宋申锡相提并论，说："文宗包祖宗之耻，痛肘腋之仇，思翦厉阶，去其太甚。宋申锡言未出口，寻以破家；李仲言谋之不臧，几乎败国。"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担任宰相，仇士良很讨厌他。但武宗猜忌厌恶仇士良，解除了仇士良的实权，并于会昌三年（843）退休。继之掌实权的宦官"刘行深、杨钦义皆愿悫，不敢预事"。（《资治通鉴》卷247）君相朝臣承受的宦官压力相当小，时机有利，可以做好李训等人的善后工作。然而出人意料，会昌四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昭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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