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叛乱，上述几位避难者被该镇内部人杀掉，"李德裕复下诏称：'逆贼王涯、贾餗等，已就昭义诛其子孙。'"诏令"宣告中外，识者非之"。（《资治通鉴》卷248）
李德裕为什么否定李训等人翦灭宦官的行动，并且把不相干的两个宰相拉扯进去？
话题回到昭义镇上来。唐敬宗宝历元年（825），昭义节度使刘悟病故，其子刘从谏欲继承职务，托言先父遗表中的意愿，把遗表上呈朝廷，请求批准。朝中讨论，多数大臣认为昭义是内地藩镇，与河朔三镇不同，不能像三镇那样实行世袭制。"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受其贿，曲为奏请"（《旧唐书》卷161《刘悟传附子从谏》），使刘从谏如愿以偿。会昌三年，刘从谏病故，其侄刘稹冒充其子，请求继任节度使。武宗命刘稹以全族入京，担任朝官，刘稹不从，武宗和李德裕决定出兵讨伐。刘稹上表辩解并恳求朝廷罢兵，说："亡父从谏为李训雪冤，言仇士良罪恶，由此为权幸所疾，谓臣父潜怀异志，臣所以不敢举族归朝。乞陛下稍垂宽察，活臣一方。"这里所说"权幸所疾"，指李德裕事，他认为甘露之变以来刘从谏的所作所为是"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资治通鉴》卷247）他谋划用兵方略，说："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当年刘从谏"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与郑注、李训交结至深，外托效忠，实怀窥伺"。"刘稹所恃者，河朔三镇耳。但得魏、镇不与稹同，破之必矣。请遣重臣一人，传达圣旨，言泽潞命帅，不同三镇。自艰难以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今国家欲加兵诛稹，禁军不欲出山东。其山东三州（昭义藩镇管五州，泽州、潞州在山西，邢州、洺州、磁州在河北，即山东三州），委魏、镇出兵攻取。"（《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李德裕坚持平定昭义，固然主要是为了树立朝廷的权威，防止节度使世袭制由边地向内地蔓延，但他把党争因素带入其中，想藉机清算从李逢吉以来的政敌，便使得平定藩镇叛乱的战场同时成了派系斗争的战场。他构陷牛僧孺、李宗闵，想把他们置于死地。他对武宗说："刘从谏据上党十年，太（大）和中入朝，僧孺、宗闵执政，不留之，加宰相纵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他"使人于潞州求僧孺、宗闵与从谏交通书疏，无所得，乃令孔目官郑庆言从谏每得僧孺、宗闵书疏，皆自焚毁"。河南少尹吕述迎合李德裕的意图，写信给李德裕，诬陷"稹破报至，僧孺出声叹恨"。（《资治通鉴》卷248）武宗大怒，遂将牛僧孺、李宗闵贬斥蛮荒，彻底打倒。至于王涯，早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便为时任宰相的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所怒，受到贬官处分。李德裕把不曾参与李训行动的王涯叫做"逆贼"，无非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篇》）而已。甘露之变过后，李德裕党人陈夷行就想把郑注的事栽赃于李宗闵。他对文宗说："宗闵养成郑注之恶，几覆邦家，国之巨蠹也。"李宗闵党人杨嗣复反驳道："比者陛下欲加郑注官，宗闵不肯，陛下亦当记忆。"（《旧唐书》卷176《李宗闵传》）由此可见，李德裕所以否定李训翦灭宦官的行动，是出于派系的劣根性，把李训等人及昭义藩镇同李宗闵党硬扯在一起，大做文章。然而史学界研究李德裕平定昭义叛乱问题，始终未注意到这一层含义，因此本文予以发覆，希望能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个醒。
附带讨论一个说法。史学界普遍认为李德裕党对藩镇持强硬态度，李宗闵党持姑息态度，前者优后者劣。李德裕党事例即平定昭义叛乱一事。李宗闵党事例是：大和五年，范阳藩镇（驻幽州，今北京市）内讧，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问如何处置，宰相牛僧孺说："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前时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指赏赐），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指赋税）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犹）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研究者们忽略了范阳和昭义的差异。范阳是边地藩镇，安史乱后，朝廷对它的控制一直是鞭长莫及，因而视同化外，只要它能防范奚、契丹的内犯即可，其余不再计较。而昭义是内地藩镇，地近东都洛阳，朝廷不能容忍它尾大不掉。上引李德裕言论表明他看到了内地藩镇与边地藩镇的区别，并以承认河朔三镇世袭制特权为前提，争取它们出兵配合平定昭义叛乱。可见，李德裕对待边地藩镇的态度同牛僧孺完全一致，研究者们却要肯定李德裕否定牛僧孺，岂非咄咄怪事。
（改题《甘露之变新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此系全文）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