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因袭前代乌鸦反哺其母与儒家孝道契合的观念，视其为吉祥鸟，加以热爱、敬畏；又将乌鸦引进政治生活，作为政治清明的象征，用与太阳联称、体现阳数的所谓三足乌来粉饰太平。乌鸦啄食战场上的尸体，对于战败者来说，是出师不利的象征，但对于战胜者来说，依然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这便使乌鸦体现了二元化的倾向，后世遂认为乌鸦群飞乱噪是倒霉不祥的征兆。在乌鸦在人们心目中滑坡的同时，喜鹊因其奉献精神和悦耳鸣声逐渐代之而起，成为吉祥鸟。基督教文化认为鸽子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但在基督教初传的唐代，鸽子却未能取代乌鸦的地位，除了鸽子稀少，主要由于儒学已定于一尊，对于外来文化有强烈的排斥作用。
乌鸦和喜鹊是自然界极为普通的飞禽，然而在唐代，由于受到博物学知识的限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把它们引进社会生活中,看作是吉祥如意和政治清明的征兆，甚至还体现出一整套伦理道德和封建秩序。这对于认为乌鸦噪鸣是不祥之兆和具有现代科学观念的后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本文对乌鸦喜鹊和唐代吉祥观念的关系及其演变进行考察，庶几以小见大，揭示一个时代的民俗和风貌。
一
唐人普遍认为乌鸦是吉祥鸟，乌鸦的出现必定带来喜庆，因而对乌鸦有着热爱和敬畏的感情。
朝廷方面，可以玄宗为例。《酉阳杂俎》前集卷1说他在宫中称小名，其一为"鸦"。《开元天宝遗事》说他下诏表彰过一位地方官，因为这人当县令时，赋役平允，政绩突出，调任时离境百里，不仅百姓哭泣挽留，而且"乌鹊之类飞拥行车"。可以算得上是惠及黎民、德感乌鹊了。
官吏方面有这样一些事例：《旧唐书》卷165本传记载，柳仲郢每次升迁之前，都有大批乌鸦飞到他家，五日才散，"家人以为候"。杜甫《奉赠射洪李四丈》诗恭维道："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酉阳杂俎》续集卷3记载，淄青节度使侯希逸误听谣言，囚其内弟兵马使李怀玉。李怀玉在狱中抱冤无诉，睡后，觉得有声音说："汝富贵时至。"起看无人，睡下又听见这个声音："汝看墙上有青乌子噪，即是富贵时。"天亮时，忽见数十只乌鸦集于墙上。不一会儿，他便听见兵士哗变，赶走侯希逸，自己得救，并被推为节度留后。张籍《乌夜啼引》诗说，一吏因罪下狱，家人变卖财产，赎他出狱。其妻夜里听见乌啼，"知是官家有赦书"，于是"未明上堂贺舅姑"。
至于民间，崇拜乌鸦更为普遍虔诚。《酉阳杂俎》前集卷16说乌啼是"多喜"，张祜《乌夜啼》诗说是"报喜"，人们因而敬之如神。元稹《大嘴乌》诗和白居易《和大嘴乌》诗，都描绘了民间认为大嘴乌可带来诸多好处的情况。白诗说："此乌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温庭筠《烧歌》诗也指出民间认为"鸦娘（母鸦）咒丰岁"。于是，人们便竭诚侍奉乌鸦。储光羲《田家即事》诗说：一位老农起早耕地，乌鸦绕着他飞，"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老农便将所带午饭"拨食与田乌"，自己竟"日暮空筐归"。上引白诗还说到大嘴乌栖止的那户人家，全家人对它既拜且祝，竟然虔诚得像祭祀祖宗那样"杀鸡荐其肉"。由于乌鸦啄食祭品，便被人们称为神鸦。元稹《放言》诗说："饭来开口似神鸦"，便是民间这种情况的反映。
鉴于这一情况，有的官吏甚至为了保护乌鸦而杀人。《北梦琐言》卷10说：京兆尹温璋见一乌鸦三度挽铃报案，判断"是必有人探其雏而诉冤也"，就派人随鸦出城，果然在树下捕获到抓雏鸟的人。温璋"以禽鸟诉冤，事异于常，乃毙捕雏者而报之"。如此重鸟轻人，若不是认为乌鸦异于一般鸟类，又何至于此呢！
二
唐人对乌鸦做如是观，是前代思想的继承。唐代类书《艺文类聚》和《初学记》都罗列了不少前代的资料。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文献中找到一些佐证。
《艺文类聚》卷92罗列的前代资料，把乌鸦看作是"吉乌"、"祥禽"、"孝鸟"，这是由于前人认为乌鸦觅食反哺其母，与儒家思想契合。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里，形成了一套完整周密的伦理道德。《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学生有子的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见，在家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推而广之，就会在社会上遵纪守法，不至于做犯上作乱的事，因而孝悌是仁的基础，也是正常秩序的初阶和具体化。因此，从家庭到社会，都要求人们培养和实行孝道。《淮南子·说山训》说孔子的学生曾参做得最出色。相传他路经一个名叫"胜母"的里巷，嫌其名有违孝道，竟不肯进入。当人们用儒学的有色眼镜观察到乌鸦反哺其母，便将它道德化、人格化，常用来比喻子女孝养父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从一点一滴做起，终身实行孝道。西晋时期，李密谢绝朝廷征聘自己当官，所上《陈情表》申述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便是祖母年老，"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也就不便强迫他出仕了。白居易《慈乌夜啼》诗全面地反映了唐人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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