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字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字是文字史上仅存的表义文字。文字的第一步，除掉结绳与绘画以外，是象形字。中国文字已越过这时期，因为我们现在写“日”字，已经不是日的圆形；“山”字已经变了三个峰头为三条直线了。从象形字变为表义字是文字上很大的进步，理由是表义字表示抽象的意义比象形字容易得多，不过它还不是最方便的。
文字有形声义三个成分。最初的文字都是表形的，由形解义，造字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形无穷尽，纵然巧者可画，常人或不能尽解，于是象声象意的文字出现了。六书中象形最初出现，随着有指事。从实质上说，象形与指事没多大的分别。画物的全形为象形；画物的一端以见事为指事。前者如“日、山、田、人、鸟、马、鱼、舟、衣”等字；后者有对文（上下），反文（正正），独体（一、厶），合体（芻、八），增文（牟、足），省文（召、支），变文（勹、矢），分体（采、白），假体（示、巫），复体（畺、蜀）十类，可以说复合的象形字。象形与指事再发展而有会意。这是比合象形与指事来显示意义，有合体与省体二类，如（社、周）为二合，（品、雥）为三合，（牢、菌）为省体。这类字已离象形较远，但其迹象还可以追寻，所不同的只从结合的形理会出其中意义而已。由象形，指事，而到会意，形与义虽然进步，但声的功用还没显明，于是再进一步而生出形声字来。《汉书·艺文志》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明指事、会意、形声，诸文也和象形一样是取象的。郑康成以形声为谐声，取义于以声譬形。许叔重取形声的名目，取义于以形譬声。所以谐声，形声，象声三名，所重仍在声音。在形声字中有声义两兼的名为“亦声”。文字到以声为主才充足了它的功用。这个见解，自来学者很少体会，因为六书不分，自唐已然，后人只重解字，而略于说文，故一问某字应属六书何类。间或不能置答。这在实用上本来没多大的关系，因为文字的趋势在记口音，与象形时期只能表现物形大不相同了。喻昧庵先生师承王壬秋先生作《王氏六书存微》，其中有一段话讲得最合理。他说：“造字之初，始于画形。形不可象，则指以事。事不可见，则会以意。意不可通，则无义可说，而造字之法穷矣。于是古圣欲通事意之穷，乃取三者以为主文，而譬以声。至于声，则无不谐矣，初不必更取其义。是故有声无义者，六书之正也。”（卷六）有声无义，为六书之正，的是卓见。由此进而为转注，为假借，都是重在声义，形不过是寄托而已。依喻氏的分法，六书中最多的是谐声字，若合形声，亦声算起来，《说文》中共有七千九百零四字，合意字占九百六十五；指事字占二百八十七；象形字占一百三十五；转注字占六十七；假借字只有十个；阙疑文七个；共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依此推到现在，可知形声在中国字上占了十分之八九。
文字的功用在记事，文化越高，超象的事越多，所以形穷于应付，而不得不用声音。可惜中国字停顿在象声上，未进到用音标或字母的途程。此中最大的原因在历来视文字为圣人所作，它的本身是神圣的，写过字的纸帛都要敬惜，更不敢谈改革了。其次，中国文字是视觉型的，人一读起来，便认得那字所代表的意义，因为视觉与文字的关系比听觉较为直接，尤其是在多用单音的语言上，如皮、脾、疲，发音一样，而在形状上一看就了然。中国字所以能维持这么，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又，拼音字用字母拼音，做成的是听觉型的字。因为文字的本质要以形显，形的变迁比较声音慢得多。由籀变篆，由篆变隶，变楷，变草，其中变迁的痕迹很容易追寻，它的认识标准是比较固定的。至于声音，每依口官各部的用舍而生变化。不但古今声音不同，同时代的方音也大不一致。不但方音不一致，一个人少时所发的音也和老时所发的不同，甲处人在乙处住得长久，也未必能够说出纯正的本土话。有时声音已经改变，而字形仍然不改。这在英文和法文里是常见的。如Philosophy现在读如Filosofi；Psychology现在读如Saikoloji；Knowledge现在读如Nollej等等，不胜枚举，可知字形的保留也相当地重要。但是这现象是不当有的。依拼音文字的原则，凡是声音改变，拼法也得随着改变。所以未变的原故，还在人们没曾深究字学。
主张视觉型文字的人们以为拼音字随地随时改变，结果会令人数典忘祖，后人不能读先人之书。不错，不错。这种缺陷，不但在拼音字上发生，即如在表义字上，也是如此。平常的中国人有多少能读唐宋的文章呢？有多少能读汉魏六朝的文章呢？又有多少能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呢？要知道读书，不只限于字形的变迁，寄寓在文字里头的概念也无时不在变迁中。今日的“之、也、焉、于、乎、哉”与各个字最初的意义大不相同，是谁都知道的。以今义解古书是最大的错误，而且很危险。研究文字学的人应以古义解古书为是。若有人解“东家杀豕”为“掌柜的宰猪”，那岂不是个大笑话？看来，形声之外，义也要顾到。“见形解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多数只能“望文生义”罢了；至于声音常随概念，不如形状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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