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际刑警组织，魔鬼必与他们同在。”柯柏说。
贝克一言不发，柯柏揽着他的肩膀。
“那些垃圾还是用法文写吗？”
“当然，这是土鲁斯警方转来的。他们有人失踪了。”贝克说。
“法国警方？”柯柏说，“去年他们托我们寻人，国际刑警组织安排的，那是狄尔索尔摩的一个小姑娘。我们找了三个月，后来法国警方寄来一封长信，我一个字也不懂，只好交给别人翻译；谁知报纸第二天就登出消息，说一位瑞典游客找到她。找到她？狗屁！当时她正坐在那个举世闻名的咖啡店，瑞典嬉皮士最常去的那间，叫什么的……”
“巨蛋族。”
“她正和同居的几个阿拉伯人坐在那儿，而且已经待在那儿六个月了。那天下午信才翻译好。信上说法国警方已经找了三个多月，他们确认她已不在法国，甚至可能死了。‘正常的’失踪一般在两周内可以结案，但这次，他们说，可能是个大案子。”
贝克把信折好放在抽屉里。
“他们说些什么？”柯柏问。
“你是说那个土鲁斯的女孩？一周前，西班牙警方在马荷卡岛找到她。”
“真要命！这么多的官方手续，这么长的信，只为了说明一件这么小的事。”
“正是如此。”贝克说。
“无论如何，你那个女孩一定是瑞典人，每个人一开始都这么想。奇怪——”
“什么？”
“竟然没有人想念她，不管她是谁。就算是我，有时也会想起她啊！”
柯柏的声调逐渐变了。
“这令我愤怒。”他说，“真的很愤怒。你手上现在有多少无头公案了？”
“连这一件共二十七件。”
“这么多？”
“没错。
“别想太多了。”柯柏说。
“不会的。”
好的建议总是说得比做得容易，贝克边想边起身，踱步到窗边。
“我得赶回去处理手上那个犯人。”柯柏说，“他可以一边笑，一边杀人，多可怕！起先他喝了瓶汽水，接着就拿斧头杀死自己一家老小；然后他想放火烧房子，再用锯子割自己的喉咙。幸好及时逮到他，妙的是他又在警局哭闹着食物难吃。今天下午我得押送他去疯人院。”柯柏补了一句，“人啊，多奇怪的动物！”
然后他“砰”地一声关上门离开。
警局和克里斯丁堡旅馆间的树木，已开始变色、落叶了天空仍然低霾，似乎即将下雨。今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了，秋意袭人。
贝克无聊地看着抽了一半的烟，想到自己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想到六个月长的寒冬正直扑面来。
“可邻的小朋友，不管你是谁。”他自言自语着。
贝克了解，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破案的可能就愈来愈渺茫，他们很可能永远不知道受害者是谁，更别提捉拿凶手了除非他再犯一次案。曝尸于防波堤上的女人，至少还有张脸有个尸体和一个没刻上姓名的坟墓，靠这些线索还可以追查下去。但是凶手可能是谁却还没有个底，连轮廓都没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模糊的概念中看不出杀人动机，看不到锐利的武器，也显现不出勒毙者的双手。
马丁·贝克整理一下思绪：
“牢记你拥有警察最重要的三项美德。”他说服自己，“你坚守岗位，能作逻辑的思考，而且非常冷静。你不允许自己失去镇定，而且不管什么案子，你永远表现得很专业。‘不情愿的’、‘可怕的’、‘残忍的’这种种字眼只属于报纸，跟你的思考毫无关系，谋杀案凶手也是个普通人。”
自从上次在莫塔拉的城市饭店分别后，他一直没再见过艾柏格，虽然两人电话联络不断。他记得上星期通话时，艾柏格最后说的是：
“放假？这个案子没解决我就不放假。我很快会把所有资料搜集好，即使我得独力把伯伦市铲平，我也要继续下去。”
最近艾柏格已经变得不是“固执”两个字可以形容了，马丁·贝克这样想。
“该死，该死，该死！”
他一边嘀咕，一边用拳头敲打前额。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把椅子向左转九十度，失神地望着打字机上的纸。他试着回忆本来要写的东西，那是柯柏拿着那封信进来时打断的。
过了六小时，下午四点五十八分了，他穿戴好大衣和帽子，准备开始诅咒那挤得要命的、往南开的地铁了。外面还下着雨，他开始闻到濕衣服发出的霉味，也开始对又要被一群陌生的躯体紧紧围住站着而感到恐慌。
四点五十九分，史丹斯敦来了，他跟平常一样，没敲门就进来了。这令人有点生气，但还可以忍受，比起米兰德啄木鸟般的讯号或柯柏打雷似地猛敲好多了。
“这是失踪女子组传来的消息。你最好寄一封感谢函给美国大使馆，是他们代为传话的。”他读着这张淡红色的电报。“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上次是什么地方？”
“纽约州阿斯托立雅市。”
“就是他们寄了三页资料来，却忘了提她是黑人那次吗？”
“没错。”马丁·贝克说。
史丹斯敦把电报交给他说：
“这个号码可以找大使馆里的一个人，你应该和他联络看看。”
能将挤地铁的酷刑延后，马丁·贝克多少有点暗自高兴。他回座位拨电话，但是太晚了，大使馆下班了。
第二天是星期三，天气更糟了。早报上登出一篇旧闻，提到应该是在瑞典南部，一个叫做瑞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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