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对自己说心放宽点。
——题记
我看见一轮很大的粉红的月亮嵌在离地平线半寸高的蓝天上，地平线很低，只是一线蓝褐，一个躶的女人贴紧月亮站着，是个紫灰透红的背影，很丰腴迷人。这幅形式感很强的油画，创作意图是相当明确的，它是在表现母这个伟大的题材。这幅题名《月魂》的油画，参加了1988年底省美协举办的湖南省油画作品展览，然而在技巧和内容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幅油画现在就挂在我脑后的壁上，占了半面墙，画中的女人就是我母的写照。我这一生最敬重的就是我母。
我母出身于中农家庭，这种家庭的成员是想削尖脑壳往上钻的。我外公在世的时候就是这种人。外公长着一个尖脑壳，一双混浊的三角眼睛，还有一只小时候被老鼠咬过一口的烂鼻子。外公一心要攀权贵，丝毫不把女儿的幸福放在眼里，母长到17岁，外公就托媒人向本县一个有名的地主兼官僚说。那年我父已有47岁，而且既有正房又有填房，但对女人们有兴趣。父让媒人第二天带母去见见面，于是在一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深夜我呱呱落地了。母说我生下来时鼻子是黑的，后来才慢慢转红。算命的说我脸上有紫霞之气，长大将成个人物。这纯粹是为了取悦于我父母。
1949年夏的某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回了家。他淋得一身透，从车上下来时整个脸是红的，头发不断地往下滴，像只从里爬出来的老猴子。他一进屋就盯紧我（当时我12岁），目光憔悴且凄然，同家里那只老黑猫一样。“光宗，”他说，“共产就要打进长沙了，我们得走。”那时父仍是民的一个长，当时还活着，不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母一直住在乡下服伺爷爷（等于父是娶了个忠实可靠的女佣），不是母照料，早给病魔带进了地狱。我一直住在乡下陪母和，与父形同路人，当父那猫一样圆圆的眼睛盯住我说要带我走时，我果断地说：“我要跟在一起。”父绷紧他那张糖尿病患者的肥肥的红脸，“共产会把你杀一样杀死的！”父吓我说。我知道父的心情，他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大老婆只跟他生了两个女儿，二老婆一个蛋也没下，我是他企图依赖的根。他的那双眼睛已经老得同蜘蛛网样的了，他还不断咳嗽，他盯着我时脸上那很肥的两块在焦急地抽搐。这是我父留在我眼中的最后形象。（这个形象很差！）父见我铁板一块，撬都撬不开，住了几天且同母吵了几天，终于开着那辆破烂的小汽车走了。临走前，父还最后一次问我：“你真的不跟爸爸走了？”
我点点头，父就转过了背，那背宽大厚实，留在我记忆的土地上好像一座远远的山，萦绕着一片哀愁的山岗。
1950年初死后，我和母便上长沙投奔我舅舅（舅舅当时在长沙坡子街开了家弹簧厂），舅舅告诉我们我父把他在长沙的那幢房子卖给了一个教书的（500块光洋），带着大老婆和我同父异母的二去台湾了。
我童年时那段生活就这么简单地交代一下吧。下面我要说说我前妻——尚青青。
1986年底，我们一些身在湖南的浙美同学在湘江宾馆搞了个同学聚会，由一个从美回来的同学资助组织的，我去了，尚青青也去了。吃酒的时候尚青青不断拿眼角瞟着我，那种眼光是让我很想现出一点男人的气质的，我身上这套正宗老爷车西服帮助我恢复了自信，我注意到很多同学都穿得不及我讲究和不及我有男人彩。在舞厅里跳舞时，我有一种预感，她会找我。如果我跳完第三支舞曲就告辞，像我走进舞厅的那一刻所想的，那我和她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但我太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的风度了。
在跳第四支舞曲的时候，乐队刚奏起过门，她便从我前面几排的椅子上起身走来，白净的脸上挂着一抹生硬且凄然的笑容，“我们是老搭档”，她夸张地说。我搂住了她腰，我感到我的手和她的腰上散发的热气像浆糊样粘到了一起。“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她健忘地说。我说：“1967年我画毛主席像时，在你们局的食堂里，我们见过面。”“那也有8年了，”她一笑，“你没有显老。”“一个人不是想老就能老的，”我说。她的舞步起先有些松疏，有几下踩了我的皮鞋，但跳过几支舞曲后，她的舞步就轻快了，身便随同舞步轻快地转动起来。在跳《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慢三舞曲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时代。我不自主地搂紧了她，一种岁月流逝的伤感岩石般压在我心头。她看着我，那种眼神也是伤感，她把头缓缓贴到了我肩上，握着我的手很烫人。“你还恨我吗？”她猛然这么说。我说：“不恨。”
二十多年前的往事般扑到我怀里。我同尚青青结婚九个月后，一天傍晚她一脸土地回来了，倒在铺上，脸上虚汗直淌。
我母问她哪里不适，她把脸狠狠地扭到一边不回答，母让我去问。母把我拉到厨房门口低声嘱咐：“你态度要好。这么大一个人要懂得贴。”可是我也问不出任何一点东西来，她望都不望我。这事是有回我同她吵架，她自已翻出来的。她为了深深刺伤我，说：“你晓得呗，那天我去打了胎，我就是不愿为你生孩子。”
要不是母抱住我一条，那天我就会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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