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万历之怠工
后张居正时代的万历开始了他的怠工生涯。
我在《明史》中稍稍摘录了万历不作为的情况。
万历二十九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年，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三十一年，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
万历三十二年，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赓请补六部大僚，不报。
万历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言，抚、按官解任宜候命，不宜听其自去，不报。刑部请发热审疏，不报。
万历三十九年阁臣请释轻犯，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缺官，狱囚久系多死，大学士方从哲等以请，不报。
畿南大饥，有司请振，不报。阁臣法司请热审，不报。
万历四十六年，有司请热审，不报。辽师乏饷，有司请发各省税银，不报。
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萨尔浒大战的那年，百官伏阙，请视朝行政，不报。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热审是个什么意思。
明朝录囚制度主要就是会审，开始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下诏规定了法司论囚疑狱之程序，要求司法官吏在正常审判程序完成之后，罪犯判刑并在执行之中，对于重大案犯举行定期会官审录。到了明宣宗时期，敕令三法司：“联体上帝好生之心，惟刑是恤，另尔等详覆天下重狱，而犯者远在千万里外，需次当决，岂能无冤在?”此后，会审制度作为一种定制被确定下来，大凡重囚的会审、冤错案件的平反、淹狱的清理；罪行的减等遣发、枷号的疏放、乃至赦免的执行、因气候变异而疏通狱囚等等，都是这一制度涉及的范围。
明代会审制度主要有三种：（1）秋审制度，它是以中央寺、府、部、院、司等机关主要官吏在每年冬至前共同审录重大案件为内容的制度。在《大明律》中即有此项记录：“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委官与按察史公同审决。”（2）朝审制度，这是以三法司与公、候、伯等爵高位重者，在每年霜降后共同审录重囚的制度。（3）热审制度，即每年小满后十余天至六月止，由于天气炎热，狱囚监禁过久，需要清理牢狱，由五府、六部、六科协同三法司尽快处理轻罪犯者的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热审制度是一种体恤民情，安抚民心的政策，比如中国历朝历代每逢节日庆典或者皇帝大婚大寿，都是要进行大赦的，这与现代中国好像有些不同，但是在当时，作为一种缓和社会矛盾的制度，有其必要存在的意义。
在明史中，概括万历一年的情况文字不过百余字，其中三番五次的提到了“热审”不报，可见事态严重。
万历皇帝在职期间，不视朝政、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赈灾、缺官也不补。
万历三十年，大学士沈一贯奏御史巡差缺员，当时全国各地这些官员基本上是十有其三缺乏，而最多的地方十有其九都没人担任。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因为皇帝的消极怠工，朝廷中正直的大臣也多拜疏自去。比如万历三十七年左都御史詹沂，三十九年户部尚书赵世卿，四十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大学士李廷机，四十一年兵部尚书掌都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四十二年礼部右侍郎孙慎行，都是上疏之后，一去了之，大臣们可以这样辞职，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官员的缺乏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上奏说，镇抚司理刑缺官，无人问断，监禁日久，死亡相继，有罪者不能正法，无辜者不能昭雪。
可是对于这一些，我们敬爱的万历皇帝丝毫不予理睬。
那么，万历皇帝的怠工到了什么程度呢？
在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就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
此语道破天机，这位万历皇帝，躲在禁宫里不肯出来，也不肯接见朝廷大臣，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不见大臣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极为罕见。
而面对臣下咄咄逼人的指责，我们的万历皇帝依旧我行我素，既不生气，也不接受，还是一个“不报”。
话说回来，万历皇帝还是有点涵养的。
萨尔浒大战明军战败后，努尔哈赤势不可挡，破开原，陷铁岭，而明军辽左粮饷已绝，朝廷大臣向万历皇帝请求，万历皇帝置之不理，广东进贡的钱送到了宫中，万历皇帝理所当然的笑纳，对朝廷大臣却还是称疾不出。于是吏部尚书赵焕上疏云：“他日蓟门蹂躏，敌人扣阍，殿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抱怨简直已经超出了臣子应有的态度，可是万历皇帝并没有追究，这口气居然忍下来了。
万历的不作为也是有原因的，当时明朝党争激烈，表面上争的是是非曲直，实际上都是小集体利益，打着道德、高尚的牌子，纠缠不休，没完没了，万历烦不胜烦。
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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