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故凡京房、刘向、谷永、杜钦之説，随世所见，兼收并蓄，以充实其书。所谓《太史注记》，不外乎此。《五行志》所引《汉着纪》，正属此类（案《五行志》所引《汉着纪》，如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两次日食所举燕地、齐地人事应验，不标举名氏者，盖系太史所记，其他标举刘向、谷永等説，或爲《着纪》所采原文，或系班固撰《五行志》时所加，则不能别矣）。惟专采日食一端，其他天变人事，交相附会，《着纪》所载，必尚繁多。谷永言“建始元年以来二十载间，羣灾大异交错锋起，多於《春秋》所书八世着记”（《汉书·谷永传》）。可见《着记》所包，尚有其他羣灾大异。举凡《汉书·五行志》之所陈，及《律历志》、《天文志》之所载，凡属太史之所观察占验，莫不分别年月详爲着记，故《着记》一书，爲天人相应之史，决非起居注专详人事可比。刘歆以《汉着记》列於《春秋》家，正犹以《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杂灾异》三十五篇列於《易》家。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许商《五行传记》一篇列於《尚书》家，盖汉之儒者，最重天人相应之学也。
刘歆着《七略》及《三统历谱》所见《汉着记》百九十卷，以《艺文志》之例言之，此百九十卷，既非班固所入，尚沿《七略》旧文，当然仅有十二世，而《律历志》则虽本《三统历谱》，然自孺子以至《光武着纪》，显爲班固所增入，而《光武注记》，且爲马严、杜抚、班固等杂定，则十二世着记，亦必世有参定之人，故於太史所记之外，间有儒家天人相应之学説参错乎其中，此亦势所必至者也。
或又曰，顔师古注《汉书》，谓《汉着记》若今之起居注，疑师古亲见其书，否则师古何以漫相比拟？观师古所注，有引《汉注》二事，疑《汉注》即《汉着纪》，兹列其证如下：
《宣帝纪》“黄龙元年”，师古曰：《汉注》云此年二月，黄龙见广汉郡，故改年。《平帝纪》“冬十二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宫”，师古曰：《汉注》云帝春秋益壮，以母卫太后故怨不悦，莽自知益疎，篡弑之谋由是生，因到腊日，上椒酒，置药酒中，故翟义移书云：莽鸩杀孝平皇帝。
《汉注》一书不特师古见之，晋臣瓒、晋灼等注《汉书》亦已引及。
《高后纪》“立孝惠後宫子强爲淮阳王”，晋灼曰：《汉注》名长。《儿宽传》“补廷尉文学卒史”，臣瓒曰：《汉注》卒史秩六百石。
《汉注》疑爲《汉注记》之省文，《注记》即《着记》，师古亲见其书，故得以今之起居注相比拟，不得以後世《太史注记》偏言天文以察时变而疑其非起居注也。余谓师古以起居注比拟《汉着记》者，盖以刘毅言汉之旧典世有注记，而马严、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其後明帝、灵帝等各有起居注，遂以爲注记即起居注，故解《着记》亦以此比拟耳。至於《汉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皆无其书，若即爲《汉着记》，师古何以不标人所习见尊视之名，而反省变其名爲《汉注》，恐无此理。窃谓《汉注》一书，盖爲《汉书》旧注。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篇》，引《汉书》旧注云：“菰，吹鞭也。菰者，抚也，言其节怃威仪。”又“荻，筩也，言其声音荻荻，名自定也。”又省称《汉旧注》。《史记·高祖本纪》，“其以沛爲朕汤沐邑”，集解引《风俗通义》曰：《汉旧注》：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耳。”晋灼、臣瓒及师古所引《汉注》，盖爲《旧汉注》之省称。其文皆爲注释体制，似非史文；即或爲史，盖亦爲後汉或魏晋人所作，属於杂史，与汉伏无忌《古今注》同类。《後汉书·伏湛传》：“子无忌，采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章怀注云：其书，上自黄帝，下尽汉质帝。清马国翰辑其佚文，谓其书多言符瑞灾异。《汉注》一书，或与此同，则转与《汉着记》言灾异者相近，决非起居注所得比拟也。《续汉书·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则《着记》一书，於灾异外，又必记有瑞应之事，与《古今注》同，而太史掌记，又得一明证矣。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