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行简所著《李娃传》现在的存本计有两种：一种是繁本，即《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杂传记类所收的《李娃传》；一种是删节本，即曾慥《类说》卷二六上所收的《汧国夫人传》（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所收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虽少有异文，但其源即出《类说》）。而这两种本子的来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所编的《异闻集》。
《异闻集》所收唐人小说，以单篇为多，然率皆润饰增删，和原本恐有不同，《太平广记》卷八三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吕翁》，与《文苑英华》卷八八三所收沈既济之《枕中记》，《太平广记》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太学郑生》（卷二九八）、《邢凤》（卷二八二），与《沈下贤集》所收之《湘中怨词》，《异梦录》，文字有异，是其一证。删节本仅及原本十一，不足为据。但是《广记》所收《李娃传》，大概也因为经过了润饰增删，还加上缮写刊刻的错误，所以还是留下了好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已经张政烺先生指出为陈翰手笔的本传开端的三十一字：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节行瓌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以及我认为颇有问题的结尾的：
贞元中，予为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等语，皆有使人怀疑到《李娃传》不是白行简作的可能。
关于前者，张政烺先生在他的《一枝花》那篇短文中已说得很清楚；关于后者，这里有一点说明的必要。因为唯有弄清楚这个写作日期，我们才不会对本篇的作者有所怀疑，才可以对于古往今来伪托之说，得据以辨正。
主张《李娃传》不是白行简所著的说法，近年来颇为流行。如日本盐谷温博士，最近刘开荣先生，都曾这样主张。盐谷温博士说：“这传奇与那赋（按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固然都是假托的，但文笔非老手到底不能办。”刘开荣先生说：“不过就《李娃传》的形式及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来看，很像是较晚的作品。假如说是另一作者，假托白行简之名而写《李娃传》，倒有可能。”
盐谷温博士和刘开荣先生的论断是相当主观的，这样三言两语就剥夺了白行简的著作权，到底是不能令人心折的。言之似有理的，是远在宋朝刘克庄的意见。在他的《诗话》前集中，他说：
……郑畋名相，父亚亦名卿，或为《李娃传》诬亚为元和，畋为元和之子。小说因谓畋与卢携并相不咸，携诟畋身出娼妓。按畋与携皆李翱甥，畋母，携姨母也，安得如《李娃传》及小说所云？唐人挟私忿，腾虚谤，良可发千载一笑。亚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亚父子，《李娃传》必白氏子弟为之，托名行简，又嫁言天宝间事，且传作于德宗之贞元，述前事可也。亚登第于宪宗之元和，畋相于僖宗之乾符，岂得预载未然之事乎？其谬妄如此……
郑畋和卢携不咸，不止互诉而已，甚至几乎动手打起来，如《北梦琐言》所记的那样，可是这和《李娃传》有什么关系？然而刘克庄却固执地认定，传中所说的荥阳公子，正就是诬指郑亚，因而就牵出白敏中和李党郑亚父子的嫌隙，说这篇小说必是白氏子弟造作而托名于行简。这是大前提的错误，这样就一路错到底。
附和刘克庄《诗话》的意见的，在清代有俞正燮，他虽然先对克庄之说表示怀疑，但终为曲为辩护，因而否定了《李娃传》是白行简的作品；当代亦有一位杰出的教授，认为，像《白猿传》之嘲欧阳询是猴子一样，《李娃传》的作者的用意是在嘲骂时宰是娼妇之子，因而断定说，郑亚和郑畋的时代既后于传中所伪称的贞元乙亥十一年（七九五），而郑畋显贵之日白行简早已在敬宗宝历二年（八二六）逝世了，那么《李娃传》便断然不可能是行简写的了。
《李娃传》意在诬郑亚郑畋之说是丝毫没有事实根据的猜测之辞，我们可以置之不辩。我们要来讨论的，倒是那个大可置疑而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的传中所说的“贞元乙亥秋八月”这个年代。贞元乙亥是贞元十一年。《李娃传》是否真是在这一年写的？白行简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写《李娃传》？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白行简和其兄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说这二十岁的白行简会独开风气之先，背了居丧之礼而会友纵谈而写起小说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说来，是否我们也同意于《李娃传》是伪托作品之说呢？并不。我认为“乙亥”二字，是一个缮写或刊刻的错误，或多半是《异闻集》编者的误改。那么原文是什么年份呢？什么理由会错成“乙亥”呢？
原文上应该是“乙酉”。乙酉是顺宗永贞元年（八〇五）亦即贞元二十一年。那时行简之兄白居易已在京师做着校书郎那份闲散的卑官，行简也已经“驱车迤逦来相继”和白居易一起交友，游赏，饮酒，玩女人，写文章。那个时候白行简写小说便是可能的了。
可是“乙酉”有什么理由会误作“乙亥”呢？这里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德宗是在贞元乙酉正月癸巳（二十三日）驾崩的，太子于同月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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