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470，河南登封市，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明堂制度古已有之，贞观十七年（643）五月，秘书监颜师古在给唐太宗的奏章中说："明堂之制……始之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号，别创规模。……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曰阳馆，周曰明堂。"（《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的诏书中亦说："黄轩御历，朝万方于合宫；丹陵握符，咨四岳于衢室。有虞辑瑞，总章之号既存；大禹锡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受命，置阳馆以辨方；周室凝图，立明堂以经野。"（《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可见黄帝及夏商周时期皆有明堂之制，只不过名号不一而已。黄帝时代，明堂是宣布政令和祭祀的场所。西周时期，宗祀周文王于明堂，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充分发挥了祭祀、布政、告朔的功能。
礼乐制度在战国时代遭到破坏，至秦朝焚书坑儒，已基本废绝。明堂制度也不例外，就连名称也说法不一，有明堂、辟雍、太学实为一种建筑，明堂、太庙是一回事等说法。而明堂规制高下方圆历代不同，位置、功能也是非莫定。汉武帝初年，就想在长安城南恢复明堂，因窦太后不好儒术而作罢，后来士大夫和儒生们言论纷然，详究难明，只好建在泰山之下、汶水之上。汉成帝时，又欲在长安城南建造明堂，又因无制度可循而搁浅。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辅政，才在长安南郊重新建造明堂。汉平帝袷祭于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余人助祭。东汉光武中兴元年，在东都洛阳南又建造了明堂。汉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帝配享，祭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董卓之乱后，典籍湮灭，告朔之礼从此而坠。晋室南迁，明堂制度更无史籍记载。隋文帝开皇年间，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绘制了明堂图样，隋文帝令有司于京城安业里重建，也因诸儒对明堂规制争论不定而罢之。隋炀帝时，宇文恺又献明堂图样及议状，但因迁都兴役又没能成功。隋无明堂，季秋大享只好在雩坛举行。
唐初几代皇帝都组织群臣讨论过建造明堂的事。《贞观礼》规定："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灵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众官议定明堂规制，礼部尚书豆卢宽、国子助教刘伯庄等议论说："上层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别，事不想干。"侍中魏徵则"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贞观十七年，秘书监颜师古表奏太宗不要拘泥于学者的碎议，"惟在陛下圣情创造，即为大唐明堂，足以传以万代，何必论户牖之多少，疑阶庭之广狭？若恣儒者互说一端，久无断决，徒稽盛礼。"（《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但终太宗之世，迄未建造明堂。
永徽二年（651）七月，唐高宗敕令所司与礼官学士依照古代典章造立明堂，第二年六月，百官拿出九室和五室的明堂形制方案，因不能确定何种方案，没能建造。乾封二年（667）二月，唐高宗下诏说："上玄垂祐，宗社降休，岁稔时和，人殷俗阜。车书混一，文轨大同。检玉泥金，升中告禅，百蛮执贽，万国来庭，朝野欢娱，华夷胥悦。但为郊禋严配，未安太室，布政施行，犹阙合宫。……宜命有司，及时起作，务从折中，称朕意焉。"（《旧唐书》卷二十二《礼仪志二》）于是大赦天下，改元总章，把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万年县分出地盘设置为明堂县。第二年三月，再次下诏，明确规定了明堂的建造方案，仍因群议未决而没能付诸实施。
太宗、高宗建明堂的举措，对武则天影响深远。武则天一临朝，儒者们就屡次上书请建明堂。光宅元年（684），陈子昂上疏说："于国（东都洛阳）南郊，建立明堂，……与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明堂之制，有天地之则焉，有阴阳之统焉，二十四气，八风十二月，四时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备。……愿陛下为大唐建万代之业者，意在兹乎！……按《周礼·月令》而建之，……南面以听天下之政。"（《唐会要》卷十一《明堂》）武则天下定决心，不听诸儒争论不休的议论，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垂拱三年（687）春，由薛怀义主持，动用了数万人，毁掉东都乾元殿，就地修建明堂。次年正月五日，明堂竣工。
据《资治通鉴》、《旧唐书》等记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相当于高91.14米，周长93米。明堂由上、中、下三层组成，下层象征四时，各随方色，四门八窗；中层法十二辰，圆盖，外为圆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也是圆盖顶，上置铁凤，以黄金饰之，势若飞翥。而基底为八面，象八方。明堂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武则天对新建的明堂十分满意，命名为万象神宫，改河南县为合宫县。武则天下诏叙述了明堂制度的由来、高宗建明堂的愿望、明堂的作用，并表示来年正月一日要在明堂祭祀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要求礼官们详定仪注，务从典要，从速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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