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晚年政策的另一大变化，便是放弃了实行多年的酷吏政治，取消告密之举，努力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变化在久视元年（700）以后最为明显，除了她个人隐私外，其他问题都允许公开讨论，言路的开放已经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邑（今河北武邑）人苏安恒的上疏事件。长安元年八月，苏安恒上疏，内容主要有两点：其一，认为武则天年事已高，处理繁重的国事，不利于圣体的安泰；而皇太子年富力强，不如禅位于太子，自己安享天年。其二，主张将武氏诸王全部降为公侯，任其闲居，同时要将武则天的20多位孙子全部裂土封王。认为如不这样，一旦陛下千秋万岁之后，武氏诸王将难以自处。（《全唐文》卷二三七《请复位皇太子疏》）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苏安恒将会受到如何残酷的处置。幸运的是，此时的武则天已不再是以前的武则天，苏安恒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还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赐食，再三抚慰后遣还本乡。
次年五月，苏安恒再次上疏要求武则天退位，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此次上疏措辞尖锐，态度激烈。他认为武周政权已是"运祚将衰"，应尽快把政权交给李氏子弟。他说目前的情况是："奸邪乘时，夷狄纷扰，屠害黎庶"，而这一现象的形成，完全是武则天"微弱李氏，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复子明辟"引起的。苏安恒还指出：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虽然占据着皇帝宝座，但却是唐氏旧基，陛下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太子年德俱盛，陛下贪图宝座而忘母子之情，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又如何使天下移风易俗！像这样继续下去，陛下有何颜面进唐室宗庙，以何诰命去谒高宗陵墓？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则倾"。不如上符天意，下顺民心，早日将天下"神器"归还李家。苏安恒最后还强调，他之所以不惜一死上疏，完全是为了国家安稳，如果陛下认为这是不忠的行为，请斩臣头以令天下。（《全唐文》卷二三七《请复位皇太子第二疏》）面对这篇措辞激烈的上疏，武则天没有再召见他，也没有治其罪。
苏安恒的这两篇上疏在当时无疑是两次晴天霹雳，极大地震动了朝野，虽然苏安恒地位低下，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忽略他的呼声，有关唐史的多部史籍都收录了他的上疏，可见影响之大。武则天能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说明她不愿因惩治苏安恒而去刺激本来就不和谐的李、武两家的关系，以免引起李氏家族以及支持他们的朝臣的不安，破坏已经变得比较缓和的政治气氛。
政治气氛宽松的另一标志，是开始使用一些以前的政敌为官。武则天令宰相举荐可以充任员外郎的人选，韦嗣立举荐了广武令岑羲，但说："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岑羲的伯父宰相岑长倩因为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被诬陷谋反，在十多年前被武则天诛杀。武则天却认为只要岑羲本人有才，"此何所累！"于是提拔他为天官员外郎。武则天态度的改变，标志着一项新政策的出台，"由是诸缘坐者始得进用"。（《资治通鉴》卷二○七武则天长安四年十月）
政治气氛宽松的又一标志，是垂拱以来的大量冤案陆续得到昭雪，这是武则天晚年努力改变政治气氛的一项重要措施。圣历二年，宰相韦嗣立提出把垂拱以来的大小案件，罪无轻重，全部昭雪，死者追赠官爵，生者放归乡里，武则天还不愿接受。可是到了长安二年（702年）八月，武则天却主动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自今以后，有告发徐敬业、李贞、李冲余党者，"一无所问"，内外官司一律不再受理。（《资治通鉴》卷二○七武则天长安二年八月）它的颁布标志着武则天不再把这些人的所谓余党视为政敌，说明她对上述案件性质的看法已发生了变化，只是不便公开为上述诸人平反罢了。
这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要求复核来俊臣等酷吏所办的旧案，武则天同意。经过认真的调查取证，"雪冤者甚众"。（《资治通鉴》卷二○七）
神龙元年（705）正月一日，大赦天下，规定自文明元年（684）以来，除徐敬业、李贞、李冲及其他反逆魁首外，罪无大小，全部予以赦免昭雪。武则天的这一举措影响很大，基本上将她临朝称制以来的冤假错案全都予以平反了。尽管这一举措是在李峤、崔玄暐、桓彦范等人多次请求下出台的，但她最终能接受他们的奏请，与她努力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的思想有关。也是为了缓和朝臣中对酷吏政治的反感情绪，为将来把政权和平地交接给李氏家族创造条件。
三
武则天晚年在统治政策方面所做的这些改变，对于缓和当时紧张的政治关系，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仍然免不了被武力推翻统治的命运，根本原因就在于她并没有自觉地削弱武氏家族的政治势力和降低其家族的政治地位，而是想通过调和矛盾的办法，来达到继续维护武氏家族地位的目的，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圣历三年，宰相吉顼因为依附于太子李显，引起了武氏子弟的怨恨和攻击，致使武则天将其贬黜。吉顼临行时，得到武则天的召见，吉顼涕泣而言，大意是：臣今日远离陛下，永无再见之日，愿向陛下进一言。武则天令其坐下谈，吉顼说：将水与土合为泥制成器皿，有争乎？回答说：无争。吉顼又说：将泥的一半制佛，另一半制成道，有争乎？武则天说：有争。吉顼顿首说：宗室、外戚各安其分，则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仍封为王，这是陛下驱使他们日后相争，双方都不得安全。武则天说："朕知之，业已然，且奈何？"（《新唐书》卷一一七《吉顼传》）这就说明武则天的这种办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就连她本人也承认矛盾是难以完全弥合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武则天册立太子时，年已75岁，李显已经43岁了，完全可以上台执政了。可是武则天并没有马上退位，如果说是为了弥合李武之间的矛盾，需要一定的时间，也还能说得过去。可是数年之后她仍无退位的丝毫表示，甚至连其患病期间也不愿让太子监国，这样就不免引起许多人对她的不满。苏安恒的上疏反映的决非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代表了一大批人的观点，反映的是朝野中拥李派人们的共同心声。
也许武则天打算在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再由太子接管政权。但这个打算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就在于她的这个皇帝宝座是从李氏家族那里抢夺来的，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合法的，李氏家族也是耿耿于怀的。一句话，她的政权内部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李显在圣历元年被立为太子，到神龙元年武则天被推翻，长达七年时间，这对李显及拥戴他的朝臣来说，实在是太漫长了，这是李显和他的拥戴者们所难以忍耐的。历史上册立太子之后，因急于即位不知发生了多少抢班夺权的悲剧，其中也有获得成功者。这些还都是同一个家族内部的纷争，更何况武则天所面对的却是另一个家族，因此这种斗争的爆发就更加难以避免了。
促使神龙政变爆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对二张的宠信。武则天晚年一方面努力缓和各种政治势力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在扶持新势力，制造新矛盾，这也是导致政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武则天的扶持下，二张势力发展很快，一批朝臣依附于二张，他们的兄弟张同休、张昌期、张昌仪依仗其势，卖官鬻爵，强占民田，抢夺奴婢、姬妾不可胜数。他们还欺压百姓，草菅人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极大愤慨。二张势倾朝野，飞扬跋扈，连太子、相王、太平公主等李氏子孙都对他们非常敬畏，曾共同上表请封张昌宗为王，可见其势力之大。在武则天统治的最后几年，二张与朝中各种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武则天不但未加以调整，反而给予了更大的权力，所谓"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易之兄弟"。（《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传》）二张不知机谋，见武则天宠信，有恃无恐，恣意妄为，却不知已将自己置于火炉之上。
长安元年，邵王李重润与其妹永泰郡主以及妹夫武延基因议论二张专权而被处死，就是出于张易之的密告。李显当时没有表示出不满，但是失去长子与爱女的愤恨情绪，则是不言而喻的，从他即帝位后追赠李重润为皇太子、永泰郡主为公主，并号其墓为陵来看，规格如此之高，显然是用于寄托自己的哀思。李重润的谥号为"懿德"，意为美德。李显授其爱子这样的谥号，说明他并不认为李重润议论二张专权为无德。据载："重润风神俊朗，早以孝友知名，既死非其罪，大为当时所悼惜。"（《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传》）李显焉能不痛惜自己的子女？
宰相魏元忠多次得罪过二张，于是二张便诬陷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议论说："太后老矣，不若挟太子为久长。"（《资治通鉴》卷二○七武则天长安三年九月）武则天大怒，将魏、高二人下狱治罪。由于凤阁舍人张说不愿做伪证，也受到了牵连。为了营救三人，凤阁舍人宋璟、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左史刘知幾、凤阁舍人桓彦范、著作郎魏知古、殿中侍御史王晙、宰相朱敬则等先后上疏力保，虽然使这三人幸免一死，但却被流放于岭南。临行时，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行于郊外，张易之又指示其党诬告崔贞慎与魏元忠等谋反，虽然由于监察御史马怀素的坚持，使张易之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其诬告崔贞慎的根本原因，却在于以陷害太子李显为目的，这一点被当时人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崔贞慎等均是太子东宫官员，一旦谋反罪名成立，李显岂能逃脱干系？加之此次被流放的司礼丞高戬，"太平公主之所爱也"（《资治通鉴》卷二○七武则天长安三年九月），二张此举不免又开罪于太平公主。
二张不懂政治，倚仗武则天的宠信与支持，目空一切，到处树敌，很快与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以及广大朝臣结怨，在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武则天纵容二张，也引起了各种势力对她的不满，尤其是李氏子弟及其支持者的不满，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她以前所做的努力。这就是政变时，太子、相王、太平公主等均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武则天的努力没有取得她期望的结果，没有保住自己的地位不被推翻，但毕竟对李武两个家族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缓和了先前紧张的政治气氛，遂使得武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得以继续保持，并且使李、武联合执政的局面维持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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