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048，广东湛江市，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
唐代马政的发展有两个高峰期：一在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年间，一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在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则出现过一段为时约30年的低谷。这从唐人留下的第一手文献中看得很清楚。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张氏中废，马官乱职，或夷狄外攻，或师圉内寇，垂拱之后，二十馀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开元]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清]徐松等：《全唐文》卷二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2-2383页。按：张说该文所说"河曲"，《新唐书o兵志》作"河西"，实误；南宋王应麟《玉海》复袭其误。今人有释"河曲"为"'河西九曲'，即今甘肃夏河县南及青海省东北部"者<《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4期《论唐代马政与边防的关系》文>，亦误。此处之河曲，当指今陕西北部、宁夏黄河以东、内蒙古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因地处黄河之南，史书中有时亦称"河南"、"河南地"。又因河曲是唐初安置突厥降部的地方，突厥降部后来又在该地区发动叛乱，故《通鉴》、两《唐书》言及河曲处甚多。别详《旧书o王晙传》、《通鉴》开元四年条等。又，高宗调露、永隆年间，突厥降部叛乱后，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言管区内一年多损失官牧马18万余匹，见《唐会要》卷七二，以及《唐六典》卷五"兵部o驾部郎中"条注云"盐州使"统领八牧监事，均可佐证张说颂文"河曲丰旷之野"的所在。其实，在张说颂文里面，还有"左骁卫中郎将兼盐州刺史、盐州监牧使张景遵"这样的内证性文字。）
开元二十五年郄昂撰写的《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亦云："我有唐之新造国也，于赤岸泽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仆张万岁傍陇右训字之。四十年间，孽息成七十万六千匹。属张氏替职，圉师败官，马之教駣，日失其序。逮开元初，唯得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今之盈缩，亦不甚过。"（《全唐文》卷三六一。第3670页）
何以高宗后期以至整个武周时期，甚至包括皇祚短促的中宗、睿宗时期在内，唐代马政的发展会出现这样的逆转？《新唐书o兵志》因袭郄昂颂文之说，亦以"万岁失职，马政颇废"（[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8页），即典掌非人为主因。今人唐长孺虽在《唐书兵志笺正》里指出过《兵志》之谬，认为张万岁之后，夏州牧马的大量死失，盖"由于突厥之叛"，"此本意外之事，于张氏失职，统御非人无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页）但受笺正这种特定体裁的限制，作者不可能在笺注中就此问题展开专题探讨。这也就是说，尽管张说颂文对此时期马政衰落原因有较多涉及，唐长孺先生的意见也有坚实的史实依据，但张说《颂文》和唐长孺《笺正》毕竟不是研究唐代马政问题的专著专论，都只不过是点到为止而已。因此，对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仍有做进一步具体分析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
研读史籍，知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实非缘于内附突厥部落叛乱一端，而整个河陇、河曲马牧之地及其周边战争状态的长期存在，似应居其首位。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代中原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周边游牧民族力量的盛衰消长总是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连环性影响，陈寅恪早已指出过。探寻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二者之间的连环性影响也不能不注意。因为分布在农牧分界线边缘地带的河陇、河曲李唐皇家牧场，就处在唐王朝两大劲敌即北边的突厥和西南的吐蕃钳形攻势的夹击包围之中。欲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不从唐初马牧的地域分布与突厥、吐蕃犬牙交错的地理区位说起。
唐初皇家马牧之地的分布，一如前揭张说颂文。其地理区位恰与古代最优良的传统畜牧基地大体重合，昔秦非子为周孝王牧马的"千渭之间"，汉代牧师诸苑也多设在这里。惟《通典》卷二四"太仆卿"条注、《元和郡县志》卷三"原州"条，谓贞观中移马牧于兰、渭、原、秦四州，似与张说颂文州郡名称不合，实则一也。考《旧唐书o地理志》，隋时的金城郡，即开元时的兰州，管金城、狄道、广武诸县；隋时的陇西郡，即开元时的渭州，管襄武、陇西、鄣县、渭源诸县；隋时的平凉郡，即开元时的原州，管平高、平凉、百泉、萧关诸县；隋时的天水郡，即开元时的秦州，管上邽、成纪、清水、伏羌、陇城诸县。张说颂文作为文人作品，习用州郡旧称自无可非议。另据《元和志》卷三"原州"条记载，唐初监牧地在"秦、渭二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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