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神都洛阳 - 从泰山道教石刻看武则天的宗教信仰

作者: 王双怀 郭绍林8,715】字 目 录

天尊一铺十事,并壁画天尊一铺廿二事,敬书本际经一部,度生经千卷,以兹功德,奉福圣躬。

从以上这些记载来看,武则天时泰山造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壁画;一类是雕塑,雕塑又可分塑像和雕像,塑像一般为泥塑彩绘,雕像一般为石雕彩绘。凡造像少者止一躯,多则谓之一铺。造像形象形式多样,有:元始天尊、万福天尊、老君像、东方玉宝皇上天尊、玉宝皇上天尊(与前者大概是同一类)、真人、仙童、玉女等。

写经仅见于长安四年十一月行道。所书《本际经》,是唐代道教的一部重要经书,由隋及初唐道士刘进喜、李仲卿等所造作,此经吸收了佛教与玄学的思想,反映了南北道教各系传承的交融与大一统局面,大大提高了道教的理论思维水平。从近代敦煌石窟所发现的《本际经》写本来看,卷帙甚多,累计已达106件,约占敦煌道书卷子的1/4,其中就有武则天时书写的。(姜伯勤《〈本际经〉与敦煌道教》、《论敦煌本〈本际经〉的道性论》,《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度生经》,大约就是《度人经》。《度人经》,原名《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后来又名《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该经为灵宝经系之首经,大约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后来被奉为道教首经、万宗之宗。(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第351-354页)唐代规定:"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6页)可见入道的标准之一就是必须精通《度人经》。该经以尊崇元始天尊为至高无上之神,宣扬"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之旨,据说:"闻之者神襟明畅,飘然有飞跃腾凌之意;听之则神和于内,气逸于外。可以致道,可以延龄。……故能保制劫运,召役鬼神,招真集灵,通神达妙,无所不能。万魔睹之以摧伏,百神仰之以朝宗。"(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序》。《全唐文》卷九三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9707页)教人们皆当齐心修斋,六时行香,诵念道经,以求降福消灾,登真成仙,所以受到唐人的重视。

4.刻石记录。当斋醮、投龙、造像、写经等一系列行道活动完毕后,一般都要勒石纪功。内容有:行道时间、行道目的、祥瑞、主持行道者和参与行道者,等等。正是这些行道石刻碑记,为我们研究武则天时期泰山行道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武则天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派遣使者赴泰山行道,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武周革命;二是长生延寿。从这9次泰山行道活动的内空来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政坛的新动向。

显庆行道反映了武则天在政坛上逐渐崛起的历史事实。唐代帝后泰山行道活动始于高宗显庆六年二月,就在这月宣布改元为龙朔,所以也称为龙朔元年。显庆行道的背景正好反映了武则天从政坛上逐渐崛起的过程。武则天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唐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胡三省甚至认为:"后移唐祚,至是而势成。"(《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五年十月条,6322页)就在次年的二月,高宗、武后就派遣道士郭行真赴泰山为皇帝、皇后行道。这里把高宗与武后并列,是颇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考察唐代帝后泰山行道碑记,只有中宗朝有过这种情况,而中宗朝之所以会出现类似情况,是与韦后在当时政坛上的物殊地位有关的。联系到郭行真乃武则天所宠信的道士这样一个角色,这就有理由使我们认为这次泰山行道活动,实际上反映了武后在政治上的地位正在崛起并逐渐得到巩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就在显庆行道以后不久,武则天又建议泰山封禅。封禅大典是一个王朝规格最高、规模最宏大、用人最多,最能展现皇帝治国安邦辉煌业绩的一次至高无上、代表国家面貌和皇帝德能的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封禅活动并不是所有皇帝都能举办的典礼,在此之前,也才不过有十多个皇帝登封泰山。唐太宗一生都想举办封禅,但由于初唐承大乱之后,百废待兴,条件一直不具备,也就始终未能成行。而就在武则天辅佐唐高宗治理国家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祥和局面。麟德二年(665),"是岁大稔,米斗五钱,麰麦不列市"。(《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87页)就在这年的冬十月,武则天向唐高宗提议请封禅,高宗马上同意了武后的建议,立即发车驾东封。次年正月,"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武则天)为亚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89页)泰山封禅历来是不准妇女参加的。而武则天参加封禅大典,在首开妇女参加封禅大典先河的同时,也向百官群臣和九州四夷以及所有臣服的属国君主展示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这为她后来顺利登上皇帝宝座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授行道反映了武则天革唐命、建立大周政权、正式登上皇帝宝座的历史事件。垂拱四年(688)五月,获"宝图"于洛水,以为天授,称之曰"天授圣图",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又亲自告谢昊天上帝。天授元年(690)改唐为周,武则天正式称帝,上尊号为圣神皇帝。次年二月,武则天就派遣道士马元贞携弟子杨景初、郭希玄,以及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等往"五岳四渎投龙,作功德",告谢天地。在泰山,章醮投龙,作功德一十二日夜,又敕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铺,并二真人夹侍。此后,马元贞又谒孔子庙,还在淮河、济水等地行道,祥瑞频现,日抱戴、重晖、五色祥云、仙鹤回翔、天花舞空等,勒石纪铭,留下了记载。

武则天晚年的泰山行道次数明显增加。武周朝泰山行道活动总共才7次,除了天授行道告大周革命成功外,其余6次都在697年以后,其中就有701年2次,704年也是2次。这6次泰山行道活动,除了因为武则天晚年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追求长生神仙,祈福延寿的动机日愈强烈之外,其实敏锐的历史学家已经觉察到:"697年后,在官僚中,道教倾向已经加强这样一种时代气氛。"([韩国]任大熙《武后政权与山南、剑南--关于则天武后的僧侣招聘》,载《新韩学报》第22卷,1986)这种气氛,是与武则天晚年在考虑接班人的人选问题上,日益倾向于还政于李唐的政坛新动向有关的。

武则天晚年,随着年龄日愈增高,迷信道教金丹术、幻想长生不老之心日愈强烈。饶宗熙先生就曾指出:"后(指武则天)末年多病,改事道教,冀求长生。"(饶宗熙《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卷3期,1974)她曾遣使召道士司马承祯,是闻其有服饵之法;令道士叶法善采药并遍祷名山,是由于他会炼金丹;召道士张果,是因为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命方士武什方赴岭南采药炼丹,是其自言能合长年药;以蒲轮征隐居豫章西山的道士胡惠超(这个胡惠超就是曾为武则天于中岳嵩山投龙章醮的那位道士胡超。据《朝野佥载》卷五载:"周圣历(698-700)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道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700)。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三年而则天崩。"),也是基于此。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受到晚年武则天的宠信的奥妙之一,也在于他们投其迷信羽化成仙之好,为她炼丹。(李斌城《武则天与道教》,见《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我们看到在这6次泰山行道碑中,尽是"永奉圣躬"、"伏愿我皇万福,宝业恒隆"、"以兹功德,奉福圣躬"等祝福语;另外,像用斋醮物为武则天造等身老君像、用本命镇彩物为武则天造天尊像、抄《本际经》、《度生经》等等,都是武则天为了祈求长生神仙而采取的一些举动。

至于道教气氛日愈加强,这是因为李唐王朝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宣布道教为本家宗教,同时道教对于李唐王朝来说是具有皇权象征意义的。但武则天改唐为周时,曾有意识地贬抑道教,如宣布取消老君"太上玄元皇帝"的尊号,颁布佛教因开革命之阶而升于道教之上的政策,等等。而在697年以后,为了调和李、武矛盾和平衡佛、道之争,在宣布道、佛齐重政策的同时,倾向于道教色彩的时代气氛愈来愈浓厚。

总之,从泰山道教石刻可以看出武则天是颇为迷信道教的。她一生9次派遣道士赴泰山行道,不但是唐代奉祀泰山最勤的统治者,而且还曾亲临泰山参加了泰山封禅大典,打破了历代封禅不准妇女参加的陈规,表现了极大的勇气与反传统精神。她巧妙地利用泰山行道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服务,同时还利用泰山行道来祈求长生神仙。她是中国历史上在泰山留下最多历史痕迹的统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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