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300，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当政时（649-705）发展至全盛期。佛教作为当时的先进思想被志在济世度民的一代代佛教高僧，如玄奘、义净、法藏等所追求弘扬。在此过程中，武则天的佛教政策和一系列礼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太宗之后的高武时期，因缘际会，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佛学家、高僧大德。如玄奘、圆测、窥基等等。这些高僧大德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教弘传。他们的想法和做法感染和影响了民众。而唐高宗和武则天也进行了一系列弘法活动。
1.凿窟雕像。最具规模和影响的雕像活动以敦煌和洛阳龙门石窟为盛。敦煌壁画艺术的盛期在唐武德初年建中二年（618-781）至高宗初年纪国太妃韦氏捐造的敬爱寺石窟在布局和力士等人物艺术形象的定型为此后的雕造所效法。奉先寺卢舍那佛及其眷属的设计集中体现了皇家文化的豪华和宏大气势。龙门石窟的奉先寺由于耗资巨大，时断时续，前后经历13年（662-672）之久。此后，于永隆元年（680）完成了万佛洞的雕造，延载元年（694）净土堂造像和天授年间（690-692）东山擂鼓台中洞等展现西方弥勒净土的造像相继完成。
2.建庙立寺。高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为太子时，为故去的母亲文德皇后追福而修慈恩寺。武则天为超度亡母亲荣国夫人建太原寺。睿宗文明元年（684），摄政的武则天在高宗逝后百日，荐福祈祷修建大荐福寺。《新唐书》卷125载："武后铸浮屠立塔庙，役无虚岁。"天授元年（690）以《大云经》故，敕天下建大云寺。"一次建寺358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尼寺和比丘尼的人数数量空前增加。如唐长安城凡35座尼寺，其中20余座系帝后、宗室出资修建。其中高宗建崇敬尼寺、资圣尼寺、建福尼寺、龙华尼寺；武则天将真化尼寺改为光宅寺，改建真空尼寺为证空尼寺。
3．广译佛经。武周时期译经2146部，合6235卷。敦煌藏经洞写经以唐代居多，大多为高武时期的作品。
4．频繁进行各类佛事。唐代及其以后的佛事活动在此时期都频繁进行，且多有创新，规模都很大。如太宗贞观五年开始进行的佛骨瞻礼活动在高武时期演变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定期的迎佛骨运动。一朝皇帝一生两次恭逢迎奉盛事，有唐一代，唯女皇一人。迎佛骨活动将几乎所有的佛教节日统统囊括其中。明堂建成后，武则天在其中又举行盛大的无遮会。
5．促进新兴佛教宗派的形成。华严宗的形成并迅速发展是典型的实例。武则天认为晋代华严经典的翻译很不完备，派人前往于阗取回梵本《华严》，请回实叉难陀，与菩提流志、义净重新翻译，新译80卷《华严》为华严宗的繁荣奠定理论基础。对于来之于康居的青年沙门法藏更是关怀备至，使他成为华严之祖，使该宗在高武时期最为光耀。郭朋《隋唐佛教》尖锐地指出了华严宗对武周政权的合作与效劳，认为华严宗是适应武周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教派。华严宗之外，法相宗、禅宗、净土宗、律宗都空前的大发展，密教的典籍开始翻译，密教的传教已经开始。
6．内道场僧团的形成。认为内道场是宫禁之内的经、教行事场所，始于隋，盛于唐，它是帝后朝贵昄依心理强化的产物，反映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内道场僧团始设于武则天时期，他们依附封建皇权，参与朝政。至会昌法难，才失去昔日富贵和威势。（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
1．武则天在巩固政权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将佛教泛政治化。正如古正美教授所说：武后革命之前后，既已用《华严经》佛王传统治理国家，翻译了大量的《华严经》，炮制了《大云经疏》。当南天竺高僧菩提流志为她带来菩萨佛王传统后，即停止了华严经佛王传统的信仰，改用密教佛王传统，大量翻译密教经典，如《宝雨经》、《不空绢索咒心经》等武则天利用佛王传统进行统治和政治改革，自称是弥勒菩萨或观音菩萨的转世，其实就是利用了佛教的佛王传统。武周之际的佛教发达和政治发展，实际是佛教治国意识形态在武则天政治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工作简报》2001年第2期）
2．以佛教艺术庄严东都神圣气氛。奉先寺卢舍那佛及其眷属的雕造将中国封建统治者利用佛教庄严宫殿馆舍衙署都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一组雕像完工之日起，以其高超的艺术成就臣服了一代又一代瞻礼她的人们。明堂、卢舍那佛、天枢、天津桥、白马寺共同装点东都，它们成为东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佛教的法器道具摆放在庄严神圣被视为政治行政中心的明堂，煌煌明堂俨然一座十分庞大的佛教道场。冬去春来，洛阳弥漫的是寺院散发出来的炉烟，晨昏阴晴，东都萦回的是佛家的钟磬鼓乐。
3．借用佛教大造政治舆论。雍州人唐同泰制假造瑞石并埋于洛水之中。或以为此瑞石正是洛阳考古工作者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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