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唐东都应天门轴线位置明堂西侧所发现的摩羯鱼（120-70-53厘米），"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刻文虽已残去，但很易于使人们将此物与武则天的"天授圣图"联系起来。它的出土，揭示了，明堂与武则天利用佛教神学构建武周皇权这一政治运筹之间的内在联系。（张乃翥《从洛阳出土文物看武周政治的国际文化情采》，见《唐研究》卷八）
4．以高僧大德参政议政。显庆元年（656），玄奘上表请求重新颁定佛道名位次第；僧尼以僧法处置，而不用世俗法律，被高宗接受。龙朔二年（662），高宗下令僧道要致敬父母，沙门道宣、威秀等200余人至蓬莱宫，上表谏拒，此令遂停。690年武则天革命成功后，对有功之臣封赏，对佛教徒尤为牵挂，制令僧尼处道姑之上。封薛怀义、释法明等为县公，皆赐紫袈裟、金鱼袋，为僧人作官开了先河。
5．仿印度阿育王以转录转轮王身份建立转轮王寺并在新寺性无遮会的故事，行转轮王功德。在新建明堂举行盛大仪式，并不止一次地大酺天下，实是无遮会之翻版。自垂拱四年明堂建成后，武则天便在此进行佛事活动，大酺天下。不仅如此，武则天又在其北侧构筑天堂，以贮夹伫大佛像。明堂成为政治中心，天堂则成为举行大型佛事活动的总道场。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大云经》，敕建大云寺，目的是完成女性皇权的合法性的确立。敦煌唐人写绢S.6502号《大云经》云："佛即先讃净光惭愧之美次彰天女授记之征。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所谓圣母神皇是也。……谨按弥勒者，即神皇应也。……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化成者，明堂也。……召我诸法子，一时入化城者，此乃万国朝宗会于明堂也。"敦煌遗书S.2658号经疏又云"谨按弥勒者，即神皇应也。……伏以创制明堂，配享三圣，故召诸岳牧、藩屏、懿亲，俱集神都，通观大礼。"（张乃翥《从洛阳出土文物看武周政治的国际文化情采》，见《唐研究》卷八）
这所谓西进东出指，狭义地讲在以研究引进佛教经典为主题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一方面还在继续从印度、西域引进翻译佛经，另一方面有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日本输出。
高武时期是汉唐以来对外交往的又一高峰期，正如有的学者所注意到的：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9页，三联书店2001年12月北京第一版）我们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思想文化交流的高峰期，而思想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宗教。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当政政时期，义净（635-713）、李义表、王玄策等人从印度带回数百卷梵本经律论佛经、佛舍利子、佛顶骨、佛像，还带来印度的医学医术、因明、天文学知识。除了官方的外事交流活动外，这一时期明间的交流也比较发达。例如，李义表、王玄策公元657年-661年出使印度、尼泊尔后，中国高僧道希、大乘灯、玄照、道方、末底僧诃、玄会都自发前往印度、尼泊尔学习佛法，有的人甚至病逝在那里。公元670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杜环《经行记》据阿拉伯语称为新檀）国王海他达他（664-673年在位）派人与唐交好。此后，中国高僧如益州青城人明远、成都人义朗、江陵人无行、沣州人僧哲、高丽人玄游、东莱人慧日都遍游印度、狮子国。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述的这些西行高僧分布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人为新罗人，也有西域高昌人，中亚康国人。他们在天竺学习时，除了原来的名字外，都有天竺名字。可以看出，在法显、玄奘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西行求法的行为感召下，大唐高僧以往天竺求学和弘传佛法为光荣，在高武时期历史地形成西出求法的高潮。
另一方面，唐王朝又将从"西天"取来的佛未能未能播到了更远的东方。日本在大化改新（645-649）和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改新时期，不断向唐派出使节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的政治文明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从永徽四年（653）起，在永徽5年、显庆四年（659）、麟德二年（665）、乾封二年（667）、总章二年（669）和长安二年（702）连续七次派遣遣唐使，是遣唐使历史上最为密集和频繁的时期。从来华的人员人数看，而留学僧的人数占绝大多数，表明请益佛法是遣唐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同时说明佛教在当时日本朝野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高丽、新罗和百济则成为向日本传播佛法的中转站。朝鲜、日本的僧人绝大部分在唐土境内修习佛法，也有的人与中国僧人前往天竺、林邑、尼泊尔学习梵文和佛法。新罗使节到长安89次。玄奘高足圆测（613-696）就是新罗国王孙。《宋高僧传》所录顺璟、义湘等都是高武时期来华的新罗国僧人。
高武时期的佛教对后世产生过一些积极的影响：
1．高武时期独创的一些法事活动影响有唐一代。其中以迎奉法门寺指形佛骨最为典型。高宗武则天，别出心裁，参照印度浴佛节行像瞻礼的做法，结合中国实际，创意进行迎送佛骨活动。从法门寺至东都洛阳，抬着佛骨沿着通衢大道，日夜前行。遇有大的寺院便停留供信众瞻礼。人们在瞻礼佛骨时，都倾力供养，上至帝后下至百姓，以能见到佛骨为荣，不惜财物。不仅如此，高武二帝还巩固了太宗以来关于佛骨的传说"三十年一开（地宫），则岁丰人和，兵弭消"。武则天一生两次迎奉佛骨，赐施也最为丰富宝贵。这两次迎奉佛骨的朝官级别也最高，长安四年的迎奉由鸾台凤阁侍郎崔玄暐总勾当。依循此故例，唐诸帝继续进行了四次迎奉，基本贯穿有唐一代。作为弘法的大手笔--迎送佛骨仪式的形成和确立，武则天起了无以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看到，这一法事仪式一直影响至今。
2．高武时期所培养的僧才，为其后佛学和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员保障。其中以一行、鉴真最为突出。我们前述的义净在睿宗朝的译经活动的所有高级僧才都是武周时期培养发达起来的。在酷吏横行的特殊情况下，一行洁身自爱，出家为僧。他不仅是杰出的佛学家，为密教在中国的传布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鉴真（688-763）在经过前后五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后，终于天宝十二年（753）十二月七日达到日本九州西南的益救岛。为日本带来了24位高僧，带来了《华严经》、《止观法门》、《西域记》等48部佛教经典。同时带去了建筑技艺和造像技艺，还带去了医学知识等。
3．以佛教为核心的中外文化交流局面，高武之后继续进行。其中以日本的入唐八家最为有名。由于与朝鲜半岛的特殊关系，新罗、百济、高丽僧人在中国内地的人数要比日本人多得多，而且来中国内地求法的时间也早。如新罗国玄光就曾往南朝陈国的衡山求法。（《宋高僧传》卷18）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新罗僧人当属德宗时的释地藏，人们至今将他视为地藏菩萨的化身，将九华山视为地藏菩萨的坐化地而荣列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高武以后，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僧人活跃在唐朝的各个地方。
4．佛寺的大量存在，实际上为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栖身之处，客观上为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僧人、沙弥和杂役人员，都是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是孤儿。例如禅宗南派领袖智者慧能原是专职舂米的杂役，茶圣陆羽是孤儿。
5．以行政命令的办法宣传佛教，虽然有违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客观上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在高武时期全面完成。两个事项是其标志。一是佛教的核心著作在此阶段都已汉译。二是中国的佛教宗派在大体上已经形成。中国密教虽然还未成气候，但密教经典的翻译已经进行。这一阶段储备的僧才，为密教的繁荣提供了人才基础。
其消极影响也是明显存在的。
1．佛寺的大量存在和僧尼数量的不断增加，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禅宗提倡农禅并举是人民负担加重的曲折反映。特别是功德主为皇亲国戚的寺院拥有更多的僧人和杂役。例如释法琬在出家时，家人中有21人陪她出家，像她这样的人出家无疑成了变相的贵族，过着另一种贵族生活。爱好宏大场面，注重礼仪、形式的武则天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营建佛寺、雕造佛像、举行佛教法事上。对此，以狄仁杰为代表的政治家在当时就强烈地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李炎的毁佛法令正是以僧寺大量占有土地耗蠹资财为出发点，从而得到了大批朝官的积极响应。
2．在热热闹闹的译经背后，掩盖的是一般僧人佛学修养的退化。这其中以薛怀义最为典型。后来的会昌法难中，政府将背颂经文作为一道硬性标尺，说明了僧尼队伍中确有不少人在滥竽充数。
3．帝王以高高在上的地位和特殊身份干预内道场的辩论，有碍于学术的进步。特别在儒释道斗争激烈的时候，帝王往往出面圣裁。此例由高祖李渊开启，历代帝王都沿袭不改。内道场辩论往往集中了当时儒释道三教的精英人物，帝王出面，他们并不能尽情发挥，扼杀了学术文明的进步。高武概莫能外。
4．武则天时代几乎是独尊佛学，虽没有禁断道教，但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学显得过于沉寂。如果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政治上的胜利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是文化上的败笔。至少说是很不正常。如果说，高武时期对佛教和"三夷教"采取宽容并蓄的政策是一种自信、大度和进取、开放的精神的体现的话，那么对其粗放式的管理简直是一种失误。对其在人们的思想、精神上可能引起的异化能量估计不足，特别对摩尼教而言。这种政策对后来唐代历史的不良影响无疑是一枚大大的苦果。当唐明皇在"开元盛世"的无限光辉里，想振作一下儒学的时候，只能是望外教以兴叹。无可奈何，只好三经同注。它们的存在与传播，也使传统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提防越来越脆弱了（葛兆光《七世纪至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100页，复旦大学2000年12月第一版），思想武器的射程和威力有限，只好借助于国家机器，万不得已，会昌皇帝动了杀戒。不论怎样评价会昌法难，从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和消耗，社会气氛的陡然肃杀，对人民和社会来说是一种摧残。
通过对高武时期的佛教概况进行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这一时期正值两汉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统一而强大的大唐帝国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武则天又是一个重视胡族外番重视对外交流的人，对中外交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外交流进而发展为以中国为龙头的国际交流，长安、洛阳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
2．这一交流中的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宗教，其中佛教文化交流占主导地位。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在这一时期更多得展示了进步性，中外许多高僧大德是报着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崇高理想弘扬佛法的。
3．从太宗到武则天，初唐统治者，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佛教徒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力量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同时对佛学有较为深刻的造诣，也认识到佛教对治理国家的正面作用，他们总体上是将佛教作为进步的思想体系或社会思潮来对待。武则天将佛教进行多方面政治化的改造并非利用佛教，更不是迷信佛教，而是将佛王体系移植到政治体系中，按照佛王来对自己定位。虽然她的这种做法，离中国传统走得太远太偏，但并没有到迷惘自欺的程度。她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牢牢控制着佛教佛学的发展机制。其执政理佛的超强能力非梁武帝可比。这些是佛教在此一时期得到重视的内在原因。
4．由于她赋予了佛教过多的政治内涵，使佛教发展过于迅猛，超出了社会的财力物力，超过了绝大部分人思想可接受的程度。其直接后果有二：一是传统的儒学几乎处于被搁浅的状态。二是佛教本身出现过于松驰伪滥，一个半世纪后，遭到了历史的反动和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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