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再拜，说道："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杨炯议论道："夫孝始于显亲，中于礼神，终于法轮。……圣神皇帝于是乎唯寂唯静，无营无欲，寿命如天，德音如玉。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箓，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鼓天地之化淳，作皇王之轨躅。"（《杨炯集》卷一）杨炯希望武则天任用贤才，实行德治，发展经济，体恤民瘼，节约开支，敦励风俗，这完全是儒家的主张。这表明武则天尊崇佛教，却不能不顾忌中国传统文化和世俗政治，因而实际上首先突出的还是儒学。
唐代科举制中的制举，是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立科目，下制（诏令）考选人才的。长寿三年（694）开设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第二道策问试题问道："我皇光膺天授，托降阎浮，弘八解之要津（达到解脱境界的八正道），启四禅之幽键，济含生（众生）于彼岸，证圆果（证得佛果即圆满、寂静，不生不灭）于中天。绀宇（佛寺）巍巍，缁徒翼翼，莫不誉高澄、什（十六国时期高僧佛图澄、鸠摩罗什），声重安、远（东晋高僧道安、慧远），振三翻于辨囿，悟两谛（佛教道理真谛、俗谛）于谈筵。飞锡（锡杖）烟蒸，乘杯雾委，兰艾（兰花是香花，艾蒿是杂草）因而或揉，玉石由是难甄。迹虽选于玄关（已加入佛教），名乃编于白屋（白屋是世俗贫寒人的房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国家的宪章），将恐乖智海（指佛教）之弘规，匪提河（指佛教）之遗范。然则经行之所，在释氏而含容；朱紫分区，谈王化而期切。施张之术，去就何从？"（《登科记考》卷三）武则天崇奉佛教，佛教势力急剧增长，和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冲突。如何控制佛教的发展，成为执政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场考试的命题，体现了武则天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从属于世俗利益。
佛教宗派三阶教认为隋唐时期，从时间方面来说，是佛教的"末法"阶段，从处所方面来说，是"秽土"，从人的根机方面来说，是"钝根"。这种对现实的污蔑，引起朝廷的反感，隋唐政府多次下令取缔三阶教。武则天对于三阶教的"末法五浊恶世"观念和一些做法，同样不能容忍。如意元年（692），她听说三阶教禅师法藏（与华严宗法藏同名异人）"解行精最，奉制请于东都（洛阳）大福先寺检校无尽藏"。（《金石萃编》卷七十一《法藏禅师塔铭》）证圣元年（695），她下令将三阶教的典籍归为伪杂符录一类，予以取缔。圣历二年（699），又下敕限制三阶教人的活动："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十五）此外，武则天对"妖妄惑众"的佛教徒，照样严惩不贷。一个河内（河南沁阳市）老尼姑居住洛阳麟趾寺，自号"净光如来"，自称"能知未然"，武则天很相信和敬重她。这个尼姑白天吃素，"夜则烹宰宴乐，蓄弟子百馀人，淫秽靡所不为"。天册万岁元年（695），洛阳皇宫中的明堂被薛怀義纵火烧毁，老尼姑入宫慰问，武则天怒斥她道："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于是将老尼及其弟子统统逮捕，"尽没为官婢"。（《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五，延载元年条，天册万岁元年条）
通过以上的考察和分析，可以认为：武则天崇奉佛教，但对佛教的原理、主张、制度、典故，并不怎么了解，甚至佛教中一些与政治并不矛盾的主张，她也不能奉行。她对于佛教，主要考虑利用，为自己改朝换代当皇帝服务，为处理军国大事以及随顺民情服务，为自己祛病除灾、延年益寿服务。她采取措施抬高佛教，却无视佛教仪轨，以政权强行干预佛教，以至于对佛教施行践踏和破坏，取消了佛教的相对独立性，把佛教变成御用工具，把僧人变成皇家恭顺的奴仆。在国情和儒家文化的制约下，她不得不让佛教产生变异，以适应生存和发展。当佛教势力过度滋蔓，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她也不得不考虑征求建议，限制佛教的发展。对于不愿意对国家歌功颂德的佛教派别，她照样不喜欢，从而予以限制、取缔。而对于妖妄惑众的佛教徒，她照样严惩不贷。这都体现了国家对所谓方外势力的管束，体现了皇权的强大。这一切说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和态度，不是纯粹的个人意愿，既要受客观形势的制约，也要受其政治身份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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