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明堂规制无章可循。贞观五年和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两次召集大臣讨论，达成意见，明堂建筑为上下两层，"下室备布政之居，上堂为祭天之所"。（相关讨论参魏征《明堂议》，《全唐文》卷140；《唐会要》卷11《明堂制度》；《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唐太宗后来用兵辽东，此事被搁置下来。
永徽二年七月，唐高宗敕令有司祥议明堂制度。此后，出现了明堂究为九室还是五室的争议。唐高宗初定九室，并定出九室明堂的"内样"，宣示群臣详议。但后来，又以五室更符礼制，举棋不定。至乾封二年，终下决心，初步议定，明堂建筑方案，即明堂为"上圆下方"，上层为严配之所，下层为布政之居；明堂的建造地点，应该是"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已之地"。乾封三年高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总章，分京师万年县置明堂县。（《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准备建造明堂。但就在此不久，高宗皇帝便一病不起，未遑实行而逝去。
武则天是明堂建筑首位实施者。据文献记载，武则天先后两次兴修明堂。第一次是在革唐命以前，明堂是作为大唐的明堂而修建的。这次修建的明堂，号为"万象神宫"，具体修造时间各史记载不同，据姜波考证，大致应在武后垂拱三、四年间，于证圣元年（695年）被焚毁。（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21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3月版）此后，武则天又下令依旧规制重造明堂，号为"通天宫"，万岁登封元年完工，第二次兴修的明堂是作为大周帝国的明堂而修建的。
武则天的明堂建筑与高宗君臣的论证有所不同。明堂的建造地点，按照高宗君臣的讨论，当"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但武则天造明堂，却没有听取群儒之言，而是与北门学士另议其制，称"自我作古，用适于事"，因此，可以说武则天的明堂建筑形式更加考虑的它的实用性。她建造的明堂不是在国之阳，丙巳之地，而是在宫城的中心位置。这与我国秦汉以来的礼制传统大相径庭，她认为"朕乃为丙巳之地，去宫室遥远，每月所居，因时飨祭，常备文物，动有烦劳。在于朕怀，殊非所谓。今古裁基紫掖，辟宇彤闱。经始肇兴，成之匪日"。（《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于是她下令拆除宫城正殿--乾元殿，以其旧址造明堂。将明堂建在大朝正殿的位置，主要考虑了明堂"布政之居"的功能。
第二、修建武氏宗庙及武周社稷。在神都洛阳，武周的宗庙与社稷，按照"左祖右社"的原则被安置在皇城内，它们是武则天以周代唐以后建立起来的，唐高宗时期，武士彟被追赠为太原郡王，仪凤三年，"即并州建太原郡王庙"。以后随着武则天权势越来越大，于京都长安又立武氏五世祖庙，祭享武氏先祖。（《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天授元年，武则天正式以周代唐。没多久，则天皇帝即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洛阳，以取代唐太庙。（《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元年）天授二年正月，纳武氏神主于太庙；西京长安的唐太庙更名为享德庙，四时祭享高祖、太宗、高宗三室，余四室（宣、元、光、景）皆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原武氏宗庙）。（《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武周太庙建于洛阳宫城东南部，本为隋少府监之地，按照《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都城建制，太庙、社稷遵照"左祖右社"的原则，太庙当在宫城之东南部，据《元河南志》的记载，隋唐洛阳城皇城为东西长方形，城中东西四街。城南面三门，正中为端门，左曰左掖门，右曰右掖门。武周太庙位于皇城的东南角、左掖门东的位置。又据《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条：（应天门外）东朝堂之南、第四横街之北，从西第一曰鸿胪寺，次东太府寺，次东（唐）太庙（注：在左掖门街之东。隋少府监之地。武后造，初以置武氏七庙，中宗因而正焉）。可见武氏是严格遵循了周礼制度而建。
社稷坛是一国之正典，李唐王朝的社稷，因隋之旧，立于西京皇城西南隅（《通典》卷四五"社稷"载："隋文帝开皇初，建社稷，并立于含光门之右"），与位于皇城东南隅的唐太庙正好成"左祖右社"的布局。武周立国，以武周社稷替代李唐社稷，《资治通鉴》卷二百四载，天授元年武周立国，天授二年正月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
第三，立天枢。为了表彰大周功德，武则天于延载元年在外郭城正南门定鼎门内立天枢，题名"大周万国述德天枢"。据《旧唐书·则天武后本纪》："延载元年八月，……敛东都铜铁，造天枢于端门之外，立颂以纪上之功业。"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所铸天枢，共征天下铜五十万余斤，铁三百三十余万，钱二万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
通过以上明堂、宗庙、社稷等一系列都城礼制建筑的修建，武则天从根本上完成了以周代唐的革命，周之正朔得以确立。
武则天将洛阳定为神都，取代了长安的都城地位，移民以实都是历代统治者共同遵奉的准则，武则天也不例外。政权建立不久，天授二年即迁徙关内十余万户于洛阳安置。（《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四》；《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六》）朝廷政权所在，由州郡地方官迁至洛阳担任京官，或直接从全国各州郡县来洛阳任职而定居下来的居民也不少，其人员来源包括今天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山东、河南等多个省区。（相关研究参程存杰《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第三章"唐代东都城市人口的变迁"，中华书局2002年版）从目前统计资料来看，可以复原的东都洛阳各坊人口大多为高宗、武后时期之人，如尚善坊的十处居民有八人为这一时期，正平坊的七处居址亦有五处为这一时期的人员。（《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都城地位提高，人口膨胀，城市建设也相应提上日程，武则天时期成为洛阳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
首先，增筑神都外郭城。洛阳城的修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当时外郭城仅筑短垣，规模有限，防御能力差。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令李昭德增筑，并改罗郭城称金城，"其崇丈有八尺"，大大加强了其防御功能，更显壮丽景观。史载："前直伊阙，后倚邙山，东出瀍水之东，西出涧水之西，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焉。"（《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
其次，拓建官署。洛阳在隋唐时期一直是作为陪都存在，武则天改制，将洛阳升格为国之首都，官署建制亦随之升级，旧有官署不敷所用，拓建新的执政部门以及官署建制在所难免。因此，武则天时期对于神都洛阳的旧有官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与扩建，唐洛阳官署主要分布于皇城与东城之内，皇城北接宫城，西近上阳宫，重要官署均集中于此，分置于此中的内寺省、秘书省、太仆寺等机构均为武后时期迁建于此。（《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皇城》）东城本为隋建，唐因之，因在宫城、皇城之东，故名。也是一处官署集中区。这里分布着尚书省、大理寺、军器监、少府监、太常寺、光禄寺、司农寺等重要机构，而光禄寺、司农寺均为高宗乾封年间迁建于此，尚书省，"长寿中，左丞李昭德奏加修缮，甚为壮丽"。（《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东城》）在高宗、武则天时期，一些官署建构特别是一些重要职能部门均经其改造、修缮。
第三，增筑上阳宫。唐代洛阳宫城在皇城以北，隋名紫微城，贞观六年，改称洛阳宫，武后光宅元年又改名太初宫。太初宫是洛阳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皇宫所在，高宗前期一直在此居处，后来高宗皇帝以雒水东岸地势高敞，于是令于此修筑宫殿，名上阳宫。上阳宫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修建的一处最重要的宫殿建筑群，也是武则天长期居处之地。《元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载："上阳宫在皇城西南隅，上元中置，南临洛水，西距谷水，东面即皇城右掖门之南。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上阳宫》又载："上元中，司农卿韦机造。大帝末年常居此宫听政。初大帝登雒水高岸，有临眺之美，昭机于其所营上阳宫，宫成移御之。"可见它是高宗、武则天处理朝政与日常居处最重要的处所。
上阳宫是一处大型建筑群，除地形地势占据优势外，这里的宫殿建筑还以繁华著称。宫殿建筑达数十处之多，宫之正殿名观风殿，武则天还政以后即居此殿。仙居殿，武后崩于此殿。除宫殿建筑外，门阙、台阁、亭观极尽豪奢，韦机建成后，曾因太过华丽，受到弹劾免职。白居易作《白发上阳人》，元稹亦写有《上阳白发人》。唐代吟诵上阳宫的诗词不胜枚举，王建《上阳宫》诗去："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宫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幔城入涧橙花发，玉辇登山桂叶稠。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从这些描述不难看出上阳宫的美，武则天留恋此宫，终老于此。
第四，翻新神都苑。神都苑，史载"唐之东都苑，隋之会通苑也。又曰上林苑，武德初改芳华苑，武后曰神都苑。"其在宫城之西，《旧唐书》卷三十八《河南道东部》载"禁苑，在都城之西。东抵宫城，西首席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神都苑是东都洛阳最大的一处皇家宫苑。宫苑最主要的合璧宫就是在高宗显庆五年，命田仁汪、徐感建造。初名八关凉宫，孝敬皇帝李弘即薨于此宫之绮云殿。隋及唐初著名的宫殿非常之多，如："朝阳宫、栖云宫、景华宫、成务殿、大顺殿、文华殿、春林殿、和春殿、华渚堂、翠阜堂、流芳堂、清风堂、崇兰堂、丽景堂、鲜云堂、回流亭、流风亭、露华亭、飞香亭、芝田亭、长塘亭、芳洲亭、翠阜亭、芳林亭、飞华亭、留春亭、澂秋亭、洛浦亭，皆隋炀帝所造，武德、贞观之后多渐移毁，显庆后，田仁汪、韦机等改拆营造，或取旧名，或因余所，规制与此异矣。"（《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神都苑》）从这一记载可以明显看出，神都苑虽为隋代建筑，但是苑内大部分建筑在高宗、武后时期皆有翻新，虽延用旧名，但规制已经改变。神都苑最重要的扩建与发展时期就是在武则天时期。神都苑是洛阳最大的皇家宫苑，盛景之美，久为诗人所歌咏，安禄山攻克洛阳，逼迫所俘获的唐宫廷乐人在神都苑凝碧池奏乐，王维听说后，作诗云："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其余对于城门的修建、改建与完缮，洛水中桥的移修等等，史不绝书。《旧唐书礼仪志》载："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尔后渐加营构，宫室百司，于是备矣。今之宫室百司，乃武氏改命所备也。"从这一记载也能看出，唐代洛阳城市的发展，武则天时期是重要的历史时期，武后以洛阳为神都对洛阳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武则天定都洛阳，将洛阳都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与翻新，使之成为一处完全可以替代长安的宫苑建筑，洛阳城市发展出现了一次飞跃，其意义是非常大的。它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保存下一份重要的物质财富。
武则天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礼制改制活动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唐朝礼制继承秦汉旧制而又发展，秦汉以降，礼文多缺，不甚详明，礼官针对于此多所论争。武则天统治时期，以"礼官不甚详明"为由，将执掌礼仪的大任交付自己的亲信祝钦明、韦叔夏、郭山恽等掌管。（《旧唐书》卷二一《礼仪一》）武则天造明堂、建宗庙、立天枢、封嵩拜洛，以武周宗庙、社稷取代李唐的宗庙、社稷等，都是在祝氏、韦氏、郭氏的参谋下，为以周代唐政治变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武周礼制建筑的修建和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以武氏宗庙而言，随着武则天地位的一步步上升，武氏祖先的地位也一步步攀升。如武则天之父武士彟，按其地位本不够配享高祖庙的资格，唐高宗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显庆元年，赠武则天之父武士彟至司徒，赐爵周国公，谥忠孝，配食高祖庙。（《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元年）仪凤三年，又赠武士彟太原郡王，于并州建太原郡王庙。武后临朝称制以后，追封武氏五世祖，立武氏五世祖庙，又于西京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甚而至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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