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请武氏先庙为七室、减唐太庙为五室的情况。天授元年武则天以周代唐，又追封其七世祖为帝，并按"天子七庙"的制度立武氏宗庙于神都，以取代唐之太庙（参章群《宗庙与家庙》，《唐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版。张萍《唐长安官私庙制及庙堂的地理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西京唐太庙降称享德庙。唐中宗复国，立唐太庙，迁武氏七庙主于西京崇尊庙。（《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资治通鉴》卷208，中宗景龙元年）武氏的地位一步步凌架于李氏之上。
明堂、郊祀等祭祀礼仪，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依唐旧礼，明堂、郊祀、封禅行三献之礼，皆以皇帝为初献，而以公卿为亚献、终献。总章二年祀南郊，告平高丽，即以唐高宗为初献，李勣为亚献。（《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总章二年）随着武后地位的不断提高，武则天对此提出非议。认为："封禅旧仪，祭皇地祗，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率内外命妇奠献"（《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要求以皇后为亚献。这样，乾封三年高宗封泰山，皇帝为初献、武后为亚献，赵国太妃为终献。
武则天垂帘听政以后，永昌元年正月飨万象神宫，武太后为初献，唐睿宗为亚献，太子李成器为终献。（《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永昌元年）以周代唐以后，长寿二年飨万象神宫，武则天为初献，魏王武承嗣为亚献，梁王武三思为终献，以此表明武周已取代李唐的正统地位。（《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二年）武则天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目的再次实现。
在高宗、武则天统治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武则天利用洛阳的礼制建筑进行大规模的立新与改制。尽管这期间武则天对于都城洛阳的改制，完全是出于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且引起大多数李唐旧臣的反对，但是在武则天君臣进行一系列讨论的过程中，针对传统礼制的论证，对于整理中国古代礼乐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今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发展演变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另外，武则天对于洛阳城市的建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物质财富。
隋着近年来洛阳都城考古工作的进展，对于隋唐洛阳城的考古挖掘工作也不断取得突破。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不断对洛阳城池、城门、宫殿建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与发掘。对于城墙建筑明确指出其修筑大多分前后两期，前期为隋末唐初。为研究洛阳都城前后期变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隋唐洛阳城城垣1995-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3期）
1986年10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在今洛阳市定鼎路与中州路十字路口东北角、洛阳市公交公司院内发掘出武则天明堂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宫城中轴线上，南距宫城南面正门应天门405米、距乾元门遗址135米；西北距圆形建筑遗址约140米。
明堂夯土台基为八边形，复原的东西宽度约为87.5米。台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圆形中心柱坑，圆形柱坑坑壁为二层台式，上层口径9.8米，自二层台台面开始，坑口逐渐内收。坑底距台基夯土面4.06米，底径6.16米。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的巨型柱础。每块青石长2.40米、宽2.30米、厚1.5米。柱石表面刻细线两周，外圈直径4.17米、内圈直径3.87米。在东南西北面刻有定方向的刻线，方位角为358度。柱石中心有方形榫孔，榫孔边长0.78米、深0.4米。同时，在东南、西南、西北三块柱石上还分别凿有一榫眼，直径均为0.3米，孔深分别为0.23、0.25、0.16米。柱坑底部砌有一圈短墙，呈八边形。墙砖为单砖错缝平砌，墙砖残存5-11层，残高0.35-0.8米。台基夯土自中心圆坑至殿基边沿分为五圈，各圈夯土的宽度、深度和质量都不相同；最内圈，夯土宽8、厚10米，夯土坚硬纯净；第二圈，宽6.5、厚1.2米，夯土硬度较差；第三圈，宽7.9-8、厚4.8-8米，夯土质量与第一圈相同；第四卷，宽3.8-4、厚1.3-1.4米，夯土质量与第二圈相同；第五圈，宽11.6-11.7、厚1.5-4.2米，夯土质量不好，含较多杂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唐东都武则天明堂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5期）
考古发掘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武则天明堂的特点，大体来说，武则天明堂分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为"圆盖"，下层为方形，符合明堂建筑"上圆下方"的古礼。明堂之下，环绕施铁渠，"为辟雍之象"，也就是说，武则天明堂是明堂、辟雍合为一体的。武则天明堂的建筑规模，文献记载"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考古发掘出来的明堂遗址仅余地基部分，明堂的真实高度，已无从知晓。但明堂基址的范围，却可以测得。明堂遗址台基"东西长约85米，台基北部为晚期石子夯土打破，南北残宽约72米"，这与文献记载中的"东西南北广三百尺（约合今88.2米）"的记载是非常接近的。（有关讨论参阅王岩《关于唐东都武明堂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1993年10期）
武则天明堂建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工程，经过高宗君臣的论定，武则天的实施，使历史上久为人们所遗忘的明堂建筑得以复苏，为我们今天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总之，武则天时期是洛阳城市建设最繁荣的一个时期，无论从城市经济、文化发展上，还是建筑形式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也为今天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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