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300，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
唐高宗在位34年，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其独掌朝政的时间只有前面的15年，此后就是所谓的"二圣"共治时期。因此，谈武则天对高宗施政的影响，主要应该从高宗独掌朝政的这段时间来看。笔者把他的这段时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永徽六年（655）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作为分界线。前一时期只有六年，高宗在政治上表现出虚心纳谏、励精图治的精神风貌；后一时期许多做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显地夹杂有武则天的因素。
1.前期
高宗即位之初，能够虚心纳谏，择善而从。永徽元年（650），他对来京朝集的刺史们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他每天引见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其为官的政绩和当地老百姓的疾苦。同年九月，他畋猎途中遇雨，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油衣若为则不漏？"谷那律旁敲侧击，说："以瓦为之，必不漏。"（《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心领神会，为之罢猎。永徽二年，负责宫中和京城巡逻任务的治安人员左武候引驾卢文操翻墙偷盗国库财物，高宗认为文操身为"引驾"，职在"纠绳"，却监守自盗，准备杀了他。谏议大夫萧均进谏曰："文操情实难原，然法不至死。"高宗认为他说得对，便免除了卢文操的死刑，并对侍臣说："此真谏议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五年，唐政府雇用雍州四万一千人修筑长安城外郭，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说："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人以薛景宣封事言语不顺，有犯上之嫌，请求诛杀之。高宗却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于是赦免了他。永徽三年初，有人劾奏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在讨击处月朱邪孤注时，兵力足以追讨而逗留不进，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奉敕令市马，而自取其中骏健者。高宗以梁建方、高德逸破处月有功，释而不问。大理卿李道裕奏道："德逸所取之马，筋力异常，请实中厩。"但高宗对侍臣说："道裕法官，进马非其本职，妄希我意，岂朕行事不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复黜道裕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2.后期
永徽六年，高宗以王皇后无子，且"谋行鸠毒"（《资治通鉴》卷二○○），废之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贞观老臣竭力反对。高宗不仅不听他们的极言进谏，而且很不耐烦，甚至颇为恼怒。
永徽六年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入内殿讨论废王立武之事。褚遂良首先发言说："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未闻有过，岂可轻废。"高宗很扫兴，"不悦而罢"。次日高宗又谈起废立之事，遂良又上言反对，并"置笏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命人将其拉了出去。此后，韩瑗、来济又多次上表高宗，恳请他在废后问题上要慎重，但"上皆不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褚遂良因阻止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都督后，韩瑗上疏为其讼冤道："遂良体国忘家，捐身殉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无闻罪状，斥去朝廷，内外氓黎，咸嗟举措。……而遂良被迁，已经寒暑，违忤陛下，其罚塞焉。伏愿缅鉴无辜，稍宽非罪，俯矜微款，以顺人情。"高宗却说："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责之。"（《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所说的"悖戾好犯上"，应该是指遂良在谏阻立武则天时"叩头流血"的激进方式，但高宗难道不知道，这不正是褚遂良重先帝之托、关心后宫、忧心时局的高度责任心的集中体现吗？他对褚遂良予以弃逐，对韩瑗的求情不予采纳，只能是因为要讨好武则天而听不进任何反对声音的结果。正因为高宗对谏言的这种态度，以至出现此后多年"竟无谏者"的现象。
麟德二年（665）春，高宗对侍臣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虚心求谏；而竟无谏者，何也？"（《资治通鉴》卷二○一）永徽之后，李义府"侍宠用事"（《资治通鉴》卷二○○），"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而高宗对此几乎视而不见。长孙无忌为人诬陷谋反，高宗"竟不引问无忌"，即"下诏削无忌太尉及封邑"。（《资治通鉴》卷二○○）高宗萌生了废黜武则天皇后身份的念头后，与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密谋，命之草拟废后诏，但当武则天发现后，他却"羞缩不忍"（《资治通鉴》卷二○一），还害怕武则天怨怒而哄骗说，这都是上官仪的主意。高宗的这些作为，群臣为什么没人出来谏阻呢？是群臣没有发现吗？李义府"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长孙无忌案牵涉到褚遂良、柳奭、韩瑗、于志宁等一系列高官；上官仪事件中被贬、被诛的人也不在少数，群臣对此怎能视而不见？这只能是百官面对"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一）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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