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状无能为力而已。而这种"竟无谏者"的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高宗末期。永淳元年（682）五月，高宗在封罢泰山，又欲遍封五岳，而于嵩山南麓建置奉天宫时，才有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与三皇、五帝比隆矣。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备国家耳目，窃以此为忧！"这一举动，被当时人称为"凤鸣朝阳"，因为"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而对此谏言，结果却是"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自己所为如此，却责怪群臣不进谏、不进贤，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自古以来，君臣关系都是相辅相成的，君主英明果断，肯定会要求大臣刚正不阿，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肯定会斥而退之，反过来，君主昏庸无能，他肯定不辨忠奸，朝中即使有正直的大臣，但如果明知直言进谏会触犯圣怒，会遭流贬甚至被杀，他肯定会三缄其口。乾封二年（667），当高宗"屡责侍臣不进贤"时，司列少常伯李安期一针见血地说："天下未尝无贤，亦非群臣敢蔽贤也。比来公卿有所荐引，为谗者已指为朋党，滞淹者未获伸而在位者先获罪，是以各务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诚以待之，其谁不愿举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而屡责臣下，如果不是昏庸幼稚，就是故作姿态。
其实，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高宗对大臣的上书进言也不是一概否定。比如，显庆元年（656），来济建议免除关东地区多余的征役，高宗就听从了。（《资治通鉴》卷二○○）麟德元年（664）冬，刘仁轨进言建议对征战辽海的士卒"厚加慰劳，明赏重罚以起士心"和高丽"夷人新服，众心未安"，宜继续留兵高丽并"自请镇守海东"，高宗也采纳了。（《资治通鉴》卷二○一）由此可见，高宗并非昏庸之辈，是能够听从属下有益国家长治久安的建议的，但何以在事涉武则天时就不一样了呢？这只能说明其受武则天影响之深罢了。
1.前期
高宗即位之初，对身边的大臣十分信任，对王室子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对那些作奸犯科的更不惜大义灭亲。永徽二年，"金州刺史滕王元婴骄奢纵逸，居亮阴中，畋游无节，数夜开城门，劳扰百姓，或引弹弹人，或埋入雪中以戏笑"。高宗"赐书切让之"，并说："朕以王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书王下上考，以愧王心。"元婴与蒋王恽皆好聚敛，高宗曾赐予诸王帛各五百段，而唯独没给元婴和恽，他说："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这说明高宗即位之初确实是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的。永徽三年，散骑长侍房遗爱、驸马都尉薛万彻、柴令武等与荆王元景、吴王恪、高阳公主密谋串通，阴有异图。高宗虽有恻隐之心，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大义灭亲。对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恭敬有加，充分信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毫不犹豫，立即下令杀了李弘泰。"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因此史书评论说："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2.后期
武则天入宫以后，高宗对那批大臣，由信任变得猜忌。长孙无忌、褚遂良是太宗托孤重臣，韩瑗、来济等也都是当时较受器重的大臣，但由于他们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而遭受贬逐，甚至迫害致死。上文已说过禇遂良贬为潭州都督，到显庆二年（657）又贬为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都督。许敬宗、李义府"希皇后旨，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资治通鉴》卷二○○），高宗于是贬韩瑗为振州（治今海南三亚市西）刺史、来济为台州（治今浙江台州市）刺史，终身不得入朝，禇遂良更贬为爱州（治今越南清化）刺史。禇遂良到到了极远的蛮荒之地，上表自陈自己悉心辅政之事，希望高宗能够念及旧情对自己稍加宽免，但高宗不为所动，置之不理。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资治通鉴》卷二○○）高宗竟然不问虚实，就剥夺了他的太尉头衔和封地，以之为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市）都督，于黔州（治今重庆市彭水县）安置。许敬宗进一步诬奏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柳奭、韩瑗、于志宁朋党谋逆，高宗下诏追削禇遂良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以至于长孙无忌被逼自缢。
高宗对赞立武则天为后并进而成为其心腹的大臣，不但大加提拔重用，还对他们的种种劣迹姑息宽容。李义府"褊忌阴贼"，"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但因赞立武则天为皇后，被提拔为中书侍郎。显庆元年，妇女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寺。李义府听说她有姿色，欲霸占为妾，就嘱咐大理寺丞毕正义把她安置在别的宅院中，并对她的罪状曲为雪免。大理卿段宝玄将之告于高宗，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按察此事，李义府恐事发，逼毕正义自缢于狱中。高宗知道后，对义府罪并不过问。侍御史王义方弹劾李义府，令其退避，"义府顾望不退"，"义方三斥"，他才极不情愿地缓慢退出。高宗对此默不作声。义方读完弹劾义府之文后，高宗不但"释义府不问"，反而说义方"毁辱大臣，言辞不逊"，贬之为莱州（治今山东莱州市）司户。（《资治通鉴》卷二○○）显庆二年，李义府兼中书令，自恃有宠于上，"贪冒无厌"，"卖官鬻狱，其门如市"。（《资治通鉴》卷二○○）龙朔三年（663），时为右相的李义府主持铨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高宗知道后，对李义府说："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义府"勃然变色，颈、颊俱张"，反问道："谁告陛下"？高宗说："但我所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义府"殊不引咎，缓步而去"。（《资治通鉴》卷二○一）比较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和荆王元景、吴王恪、房遗爱等的态度，就会发现武则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有人会说，龙朔三年，李义府被告发"窥觇灾眚，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一），不是被除官流放了吗？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能被搬倒呢？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此时武则天的权势已相当稳固，显庆五年，"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俟矣"。（《资治通鉴》卷二○○）李义府这时基本上已失去利用价值。其二，李义府被告"阴有异图"，危及皇权本身，武则天再怎么庇护李义府，恐怕也不愿看到危及自身的事情发生，因而不得不下杀手。其三，李义府"卖官鬻狱"、"铨综无次"，以致"怨讟盈路"，不除之不足以平民愤。但即使这样，李义府也仅是被除官流放，而不是直接问斩。直到乾封元年（666），回归无望的李义府才忧愤病故。
高宗前后两个时期的做法简直判若两人，归根结底都是武则天在作祟。高宗为什么能够受武则天如此大的影响，有必要考察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关于高、武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已有论述。宁志新先生《武则天与唐高宗》一文（载《武则天与文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认为，武则天与唐高宗堪称一对恩爱夫妻，高宗患病期间，一直委托武则天处理国政，对武则天的一些建议大多言听计从。勾利军先生《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心理"》一文（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认为，高宗对武则天的迷恋出于一种"恋母情结"，他们非常恩爱。对此，笔者亦有同感。早在高宗为太子时，两人就一见钟情。太宗死后，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写下《如意娘》（《全唐诗》卷五）诗表达对高宗的思念之情。不久，因王皇后与萧淑妃的斗争，武则天时来运转再次入宫，不到三年就由昭仪晋升为宸妃，继而被册立为皇后。可见，高宗对她是多么地宠爱。不仅如此，她甚至还享有专房之宠，在不到八年时间连生四男一女。正因为二人恩爱非常，高宗难免会受武则天"枕边风"影响，在处理一些事情时，照顾武则天的利益，为武则天着想。但在翻阅史籍时，我们又发现高宗对武则天存在一种敬畏的心理。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后，被别院安置，高宗前去探望，十分感伤，承诺对其另做安排，但未见付诸行动。王、萧被武则天残酷杀害后，高宗并没有追究武则天的责任。高宗因不胜"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之愤，与上官仪商议废后。武则天知道后，高宗"羞缩不忍"，"犹恐后怨怒"，便推卸责任，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资治通鉴》卷二○一）韩国夫人及其女儿因为是武则天的亲属，故常出入宫廷，皆得幸于高宗。韩国死后，她的女儿被赐号魏国夫人。高宗"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资治通鉴》卷二○一）这些事情都说明，高宗心中多少是有些惧怕武则天的，他在做事时总是心存顾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这对恩爱夫妻即使做不到相敬如宾，但何至于一个怕另一个呢？何况是身为皇帝的高宗怕身为皇后的武则天，而不是情理中的武则天怕高宗。笔者认为，主要应该是二人性格和行事方式的不同使然。高宗"宽仁孝友"，行事温和，遇事犹疑不决，确实有点"懦弱"。（曾现江《唐高宗新论》，但认为高宗"懦而不昏"，《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而武则天曾侍奉过太宗，比高宗大四岁，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成熟老练。她性格坚毅，处事果断且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从她对待王皇后、萧淑妃，对待褚遂良、长孙无忌，对待上官仪，对待武元庆、武元爽、魏国夫人等的方式上都可以看出来。正是由于她这种坚毅冷酷的性格、为消除异己不择手段的强硬处事方式，使高宗越来越不由得对她有一种敬畏感。因此，高宗之所以能受武则天如此大的影响，在处理许多事情时前后判若两人，其中固然有恩爱和信任武则天的原因，但应该也有畏惧武则天的因素。前期恩爱的成分多些，越往后畏惧的成分更大些。因此，学术界出现的高宗"惧内"说，看来不无道理。怕不等于不爱，爱不等于不怕，二者并不矛盾。
高宗受武则天影响越来越深的过程，也是武则天地位越来越巩固、权力越来越大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自觉的和渐进的，其间武则天的性格越来越清晰，政治才能越来越彰显，处处影响着高宗，对高宗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使高宗在处理涉及武则天的事情时，总能照顾她的利益，以至给人以昏庸无能的印象。在宫廷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武则天的行为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进取的需要。骆宾王《代李敬业讨武氏檄》说："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全唐文》卷一九九）高宗的所作所为，的确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但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高宗所做的一切，虽然含有一定的无奈成分，但大多数却是为了所爱的人而主动去做的。所以骆宾王的讨武檄文虽然文采飞扬，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感染力，但从实际内容看，未免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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