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点15分，安迪·库林斯把车停在里士满路上那栋曾是监听站的房子前，竭力不引人注意。突然一辆肮脏的运货车停在了他的旁边。
这辆运货车浑身凸凹不平，满是灰尘，挡泥板弯弯曲曲，风挡玻璃全是印痕，看上去像是一辆未上保险的危险车。上了年纪的嬉皮士们往往喜欢开着这种车，听着穆迪布鲁斯的录音带，他们越来越难得到那些不刮腋毛直发女人的青睐。现在那位司机，他看上去像是在阿尔塔芒特睡着了，到现在才刚刚醒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花呢围巾，在后颈上打了个结，脸上戴着一副墨镜，这种不透明的墨镜通常只有盲人才戴，耳朵上吊了一只金环。他的牛仔百衬衫在肩膀处撕裂，还有几处发白的地方，好像因为泼上了漂白剂。
“喂，伙计，”他说，“有香烟吗？”
库林斯不想被打扰：“役有，伙计，对不起。”
“想买点*醉剂吗？”对方问，摘下那副眼镜。
“住嘴，乔。”
“上来，”奥布赖恩说，拿着长镜头。”
两位侦探驱车来到乡村俱乐部餐车的停车处，计划下一步的战术。卡梅朗路，他们知道，是在一个叫南滩的工人居住区旁边。在南滩，到处是砖和护墙板砌成的平房，小小的前院里着杜鹃花。经过迅速调查已经得知34号住着一对夫婦，名叫杜威，格拉乐迪和安吉利娜·格拉乐迪。男的是个码头工人，女的是教育局的医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托米·比洛蒂的表姐。格拉尔迪的儿子理查德，在萨拉水泥公司开卡车，那是保罗·卡斯特兰诺的小儿子菲尔开的一家水泥公司。看起来黑手党暴徒在挑选安全房子方面有天赋的本领，而且完全按照标准：找到几个没有犯罪记录的可信赖的親戚，塞给他们点钱，告诉他们离开自己家几小时，好让生意会谈能够隐秘地进行。
围绕着这次生意会谈，安全防卫是很严密的--这一点可以肯定。黑手党暴徒的守卫们会严密监控周围的邻居，随时准备着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就结束会谈。
因此，库林斯和奥布赖恩决定，一点半之前要远离这一地区，让每个人都能到会。他们理智地决定，让会议开成。这样，即使监视活动被发觉，参加会议的人都逃掉了，仍可以记录在案他们事实上的集合。
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是阿帕拉钦事件的重演，这一次那些吓得魂飞魄散的匪徒会穿过牛花床和杜鹃花丛，爬过松柱围栏和后院的旋转门，至少要躲在某个废弃的游泳馆、花匠的小屋或公共高尔夫球场里忍耐一时了。
“我们需要一些塑料、纸板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挡住货车的后面。”库林斯说。
“斯塔滕岛可不缺垃圾，”奥布赖恩说，“让我们把自己的弄成一个垃圾堆吧。”
到了三点29分，他们已经用一张黑塑料布和一个阿马纳冰箱的盒子改装了他们的车子，驱车穿过南滩。卡梅朗路是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是一个t形街口，34号是一幢单独的小平房，窗户上挂着扇形遮光帘，小小的庭院里被一株赤松占满，它看上去但愿自己被种在别的地方。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房子里有人。
侦探们先把车开过去，然后绕过一个街区。他们最后把车停在街道上距离房子100码处，货车的后部对假想最高级会议方向，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子的栅栏。然后他们轻轻的把那块黑色塑料布移到满是灰尘的狭窄的卡车后部，他们等待着。
他们等待着。
一小时后，仍旧没有任何细微的迹象显示在34号屋内正举行琴酒兰姆酒会，更不用说一场各帮派首领的聚会了。
“你知道，”乔·奥布赖恩立，“我们要是花一整天的时间看着一座空房子，我们真会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了。”
“少拿‘我们’胡扯？安迪·库林斯说，“这是你的主意。”
奥布赖恩皱皱眉，挣扎着让自己的两条长腿换了个位置。卡车的金属底板挤住了他的动脉，两只脚一直麻到臀部。“我觉得自己像个他媽的宇航员。”他说。
3点15分，几个邻居家的孩子拖踏着步子从学校回到了家，但是那座在赤松遮蔽下的朴素的小屋里仍旧没有任何迹象显现一丝生气。到3点30分，库林斯体验到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联系着警察与罪犯，公众的仆人与公众的敌人，事实上也联结着整个人类大家庭。“我想要撒尿。”
“一个真正男子汉得憋住他的尿。”奥布赖恩劝告说。
现在已经是4点钟了。地上的隂影越来越长，黯淡的阳光笼罩了一层接近黄昏时的橙黄色。终于，有一条线索终究出现了：甘比诺家族的头目弗兰基·德西斜，开着一辆票色上车沿着卡梅朗路驶来（这辆车侦探们曾在保罗·卡斯特兰诺的托特山宅邸中见过），车似乎在34号门前放慢了速度，然后又继续向前开去。又过了不长时间，出现了更多的令人感兴趣的迹象。萨尔瓦多·巴伯托，一位领有执照的私人侦探，他在不为巨头保罗跑腿的时候经营一家半合法的地方安全服务机构，停下了他那辆杰色的别克车，慢吞吞地进了房子，然后不到3分钟时间就又离开了。
“他们在那儿，”乔·奥布赖恩说，忘了自己两条麻木的腿，“他们在里面。”
安迪·库林斯抚摩着自己的那架相机，检查了光圈。此时太阳已经西沉，雾气越来越重，监视工作成功的可能性似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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