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危险了。不过这种危险在魏惠王决定迁都时还并不严重，魏国就在迁都的当年，在浍打败了韩、赵联军，并攻占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至于韩、赵和秦联合攻魏的事，这以前还没有过，反而有赵国出兵攻秦救魏的行动。《史记·赵世家》记载：
赵成侯十一年（前364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
因此，魏惠王迁都大梁的原因不能说是受逼，更不能说是受到了秦国的压迫。魏国迁都大梁的真正原因和目的，应该是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为了加强对于东方诸侯的控制。
因此，魏迁大梁以后，对内则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今河南中牟西北，当时为大泽），又为大沟（在今河南尉氏西南）而引甫水。
又“发逢忌之薮（今河南开封东北）以赐民”（《汉书·地理志》河南开封臣瓒注引《汲郡古文》），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让人民自由去开发生产，使人民能获得较多的生活资源。这样不仅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对外则继续奉行团结三晋的政策，“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赵）榆次（今属山西）、阳邑（今山西太谷东）”（《水经·洞涡水注》引《纪年》）。又同韩厘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水经·济水注》引《纪年》：“梁惠成王九年，王会郑（韩）厘侯于巫沙。”“惠王十三年，王及郑厘侯盟于巫沙。”《水经·济水注。》引《纪年》又称：“梁惠成王十二年，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今河南原阳、郑州一带）”，以巩固大梁外围。由于魏惠王对内采取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对外采取团结三晋的政策，威望逐渐提高，鲁、宋、卫和韩国在魏惠王十四年都到魏国朝见。《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
鲁恭侯、宋桓侯、卫成侯、郑（韩）厘侯来朝，皆在十四年（前356年）。
魏惠王也继文侯、武侯成为诸侯领袖，当时的霸主了。
三 田齐的挑战和代兴
魏惠王十四年朝见诸侯，完成了霸业。但是，服从魏国的诸侯是宋、鲁，卫、郑（韩），除韩国外都是弱小国家。三晋之一的赵国并没有因为魏国归还榆次、阳邑而向惠王妥协，反而在魏惠王朝诸侯的次年即赵成侯十九年（前355年），“与齐、宋会平陆（今山东汶上北），与燕会阿（今河北高阳北）”（《史记·赵世家》）。赵国在魏惠王霸业完成时进行这样的外交活动，显然是针对魏国的。而齐国自桓公午十四年“群诸侯献金”后，已成为魏国霸业的竞争对手，魏惠王霸业成功，当然不受齐国欢迎。因此齐、赵两国便在反对魏惠王霸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了。
魏惠王为了应付齐、赵联合的新形势，在十五年到杜平（今陕西澄城西）和秦孝公相会，企图同秦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东方，但并未取得成功。次年，赵国又进攻卫国，《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之。
魏惠王为了惩罚赵国攻占卫国土地，便在十六年（前354年）出兵围攻赵国统治中心邯郸（《史记·魏世家、六国表》）。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孙膑救赵。田忌采用孙膑的计谋，乘虚攻击魏国东部地区，在桂阳（今河南长垣北）打败魏军，《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忌）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
齐军打败魏军后，乘胜迫使宋国和卫国出兵，联合围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睢县），《水经·淮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善攵]、卫公孙仓会齐师，围我襄陵。
这时，楚宣王也派景舍救赵，不过楚国并不是真心想救赵而是打算乘机取利。《战国策·楚策一》记：
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景舍曰：“不然。……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
齐、楚救赵，特别是齐国纠集诸侯联军围攻襄陵，威胁魏都大梁，使魏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魏惠王集中魏国和韩国军力在襄陵大败齐军，齐国被迫请楚军统帅景舍出面讲和，《水经·淮水注》引《纪年》：
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
魏惠王在襄陵打败齐、宋、卫联军后，乘胜用全力攻下邯郸，有统一三晋之势（《史记·赵世家、六国表》）。赵国再向齐求救，齐军在桂陵（今河南长垣北）大败魏军，《史记·赵世家》称：“成侯二十二年（前353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不过，齐国的胜利没能迫使魏国放弃邯郸，也没有继续进攻为赵国夺回邯郸，并没有达到救赵的目的，所以还不能算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然而，正当魏国用全力在东方和齐、赵斗争的时候，秦国和楚国都以救赵为名，乘势向魏进攻。楚国攻占了魏国睢水和濊水之间的土地。秦国攻占了魏国河西重镇少梁（今陕西韩城），甚至东渡黄河攻陷了魏国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严重地打击了魏国西部地区。在这种形势下，魏国的确没有力量同东北的齐、赵和西南的秦、楚同时作战。魏惠王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打算，《史记·魏世家》称：“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在东方同齐、赵妥胁，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秦国。果然魏军回师西向，迅速收复了被秦攻占的土地，并进围定阳（今陕西宜川西北）。《战国策·齐策五》称：
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诸侯，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秦孝公震恐之余，只得在魏惠王二十年（前350年），同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南）相会重新讲和。这样魏国的西部也稳定下来。
魏攻占赵都邯郸，齐、秦、楚救赵，展开了五国间长达五年之久的激烈战争。魏国要在这次斗争中惩罚赵国，打破齐、赵联盟，巩固其对淮泗间小诸侯的领导权。齐国则想在这次斗争中破坏魏国的霸业，夺得对诸侯的霸权。因此，魏军围攻邯郸，曾征发宋国军队配合（《战国策·宋策》），韩国大约也是支持的（《战国策·韩策一》）。而齐军败魏于桂阳后，也迫使宋、卫出兵助齐围魏襄陵。所以，魏、齐的斗争实际上是争夺霸权的角逐。魏惠王败齐于襄陵，又攻拔邯郸，有统一三晋的趋势，但却引得齐、秦、楚三国攻魏救赵。齐近赵，又志在争霸，形势紧迫，故拼全力同魏相争，虽败魏于桂陵，却无力继续进攻，与魏成相持状态。秦、楚距赵远，情势不如齐国迫切，所以意存观望，出力不多。秦国虽然攻陷少梁、安邑，迫使魏国放弃邯郸，好像起了主要作用。其实秦国是趁魏国主力在东方同齐、赵战斗无力西顾的机会，一旦魏国东部缓解腾出手来，秦也马上退缩被迫讲和。因此，魏、齐两国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竞争对手。魏国在斗争中虽然吃了不少亏，最后却取得了一定胜利，仍是七雄中的最强者，这使魏惠王的霸业仍能发展；，因而有逢泽之会。
逢泽之会是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年）在大梁附近逢泽召集的会盟，会后魏惠王又率领与会诸侯朝周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四》和《秦策五》记：
魏代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
参加会盟的诸侯除泗上十二诸侯外，还有秦公子少官和赵肃侯（《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八十三）。《史记·秦本纪》：“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又《史记赵世家》：“肃侯四年，朝天子”（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八十三，赵肃侯朝周天子应在肃侯六年，即魏会逢泽之年）。秦、赵参加魏惠王在逢泽召集的会盟，就使逢泽之会有别于魏惠王以前召集的各次会盟。那些会盟除韩国外，参加者都是淮、泗间的小诸侯。这次有秦、赵两个大国参加，实在为魏国的霸业增色不少，可以说是魏惠王霸业发展的顶点。
有些记载说魏惠王在逢泽之会后称王，这种说法不大可靠。称王和朝天于是冲突的，魏如要称王当然不会去朝天子，既朝天子也就不便称王了。因为朝天子的目的在于借周天子的名义来号召诸侯，以便进一步控制诸侯。春秋时齐桓、晋文创立霸业，就曾用“尊王攘夷”的口号来号令诸侯，即“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不挟天子是不能号令诸侯的。后来，称霸的国家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压迫诸侯服从，也就不大朝王了，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根本就没有朝过王，而且还自称为王。魏惠王霸业在十四年形成，但逢泽之会前，未见朝周王的记载。当然这不能肯定魏惠王就没有朝过周王，但至少可以说明那时魏国并不特别需要借天子名义来号令诸侯。因为当时它最强大，正是魏惠王自夸“晋国天下莫强焉”的时代，它有足够力量迫使诸侯服从，所以，朝天子与否并不是魏国霸业的重要问题。那么，魏惠王在战胜赵、秦后会诸侯于逢泽，为什么又要特别举行朝天子的仪式呢？这是由于魏国在围攻邯郸后的大规模战争中受到重大损失，长期的战争使魏国“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吕氏春秋·不屈》）。特别是在桂阳和桂陵两次战役中被齐国打败，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促使齐国威望提高。齐国正是魏国霸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显然这是最不利于魏国霸业的事情。魏惠王在本身力量有所削弱，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齐国威望增高、三晋联盟破裂）的情况下，为了巩固霸业，抵制齐国的竞争，借用周天子的名义来号召诸侯，还是有利可图的。所以在会诸侯于逢泽后，又率领与会诸侯朝见周王。这样看来，魏惠王绝不会在还需要尊周王的时候自己称王。
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逢泽之会虽有秦、赵参加，却不见魏国的老伙伴韩国出席的记载。韩国是否参加逢泽之会，确实是衡量魏国在逢泽之会时对诸侯有多大控制力的最好说明。《战国策·韩策三》：
魏王为九里之盟，且复天子。房喜谓韩王曰：“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
《韩策》没有记九里之盟在何时，但从会诸侯、复天子和韩国叛魏的事迹可以推断，九里之盟同逢泽之会当是一回事。韩国自魏惠王十四年朝魏后，一直服从魏国。魏惠王围赵邯郸，韩国是追随者。齐师救赵，败魏于桂阳，宋、卫叛魏而同齐军一起攻魏。韩国仍然服从魏国，同魏军一道在襄陵击败齐、宋、卫联军。因此，韩国叛魏当不在魏拔邯郸之前。魏惠王二十九年在马陵被齐国打败，齐代魏成为中原霸主，此后魏也不可能会诸侯，复天子。所以，九里之盟只可能在魏惠王二十年攻克邯郸、与秦会于彤结束邯郸之战以后，到二十九年马陵之战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逢泽之会正好在这一段时间内。而且，逢泽之会未见韩国参加的记载，会后却又发生了魏国伐韩的事件。《水经·渠水注》引《纪年》：
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
这显然是韩国在逢泽之会时背叛魏国，拒绝参加这次盟会，所以魏在会后出兵攻韩。同《韩策》所记房喜劝韩王抵制九里之盟是符合的，可见逢泽之会同九里之盟应该是同一件事。
所以，逢泽之会既是魏惠王霸业的顶点，也是魏国霸业走向衰落的象征。像韩国这样一个长期追随魏国的老伙伴公然表示抵制这次盟会，而且还要联合大国进行破坏，它所要联络的大国应当是齐国。齐国在桂阳、桂陵两次打败魏军，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因而使齐国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大提高，韩国要反魏自然需要接近齐国。魏会诸侯于逢泽对齐国也很不利，所以乐意同韩国共同反对。魏国在逢泽会后攻韩，韩向齐求救，齐臣张丐对威王说：“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战国策·齐策一》），可见韩国对于齐国是很亲近的。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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