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霸业是西周封建制的继续。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制是很完整的，当时王权强大，诸侯从王那里得到土地和人民，因而必需服从王命。诸侯虽然是世袭的，但是必须取得王朝的承认，而且还要遵守王朝规定的典章制度，不然王朝是要进行干涉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情况。因为西周诸侯土地小、人口少，力量较软弱，一切只能听命于周王。所以铜器铭文中有关王伐南淮夷、东夷的记载，常见王命诸侯从征，可见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秩序是巩固的。《诗·小雅·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反映了这个统一王朝的实际情况。
到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逐渐兴起来了。这些国家的周围多是一些小国或落后民族，他们不是被这些大国武力所吞并，就是由于“贵货而易土”（《国语·晋语七》）被大国所收买。于是小国灭亡“而秦晋齐楚代兴”（《国语·郑语》），出现了春秋时代大国争夺霸业的局面。霸业是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还是在讲“尊王攘夷”、“存亡继绝”，要维持西周以来的封建等级制旧秩序。这对古代中国从分裂割据发展到集权统一，对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推进以达到共同的基础有重要作用。
一 齐桓创霸
《孟子·告子下》称：“五霸，桓公为盛。”春秋霸业创始于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齐桓霸业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北方戎狄势力非常强大，灭邢、灭卫，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天息、灭邓，服蔡，侵郑，其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是无力加以抵御的。正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起创霸，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从大汉口文化发展下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殷周之际，蒲姑氏迁往东北，从大汉口文化与东北古文化的关系可以印证。这种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先进的一支，其农业种植五谷，有稻子，与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有关，属父系社会，席地而坐。中国古代的礼节是围绕这一习俗形成的，陶器多高圈足如豆、簋，也是适应席地而坐的需要。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始分封齐太公于此建国，太公统率姜性民族从西方迁来，《礼记·檀弓上》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很重视遗体，安排极为慎重周到，考虑到在东方新立国有风险，所以要把遗体安葬在西方老家。周是一个新兴小国，灭商时兵力约五万人，首先要保卫王室，丰镐、成周、殷是重点驻地。诸侯国中，齐国可能是兵力最强大的，《左传·信公四年》载管仲对楚使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见西周初年齐国负责镇抚的地区很广大。履是足迹所至，意为征抚的范围。齐国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旧邦，又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军事大国，基础是比较好的。
齐桓公任用管仲图谋富强，管仲提出：“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国和鄙相对而言，国指都城及郊区，鄙指其外的广大国土即野。周人分封建国，首先要筑城，齐旧都在今山东临淄，现已发现城址。周族居于国中，称国人；鄙为东方原住民族所居，称野人。《周礼》屡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指的这一基本区划。《周礼》成书于战国中期，顾颉刚说为齐威、宣时稷下贤人编撰，近是。但是一个社会的变迁不会是迅速整齐的，旧制度总会有些长期遗留的部分，西周春秋没有变完的东西，在《周礼》中就有反映，国野的区划即是一例。“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国语·齐语》）乡是周人所居。工商是官府的工商，经营贵族所需的物品，也为国人提供货物，他们也分种部分土地，但不服兵役。他们不一定全是周族，可以有被收容的异族，如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等均属国人。士乡十五又分为二部分，士即武士，为军队主力，每乡出武士二千人，五乡组成一军，十五乡共三军，计三万人。国氏、高氏是齐国同姓贵族，受命于周王的执政大臣，故与国君共同帅领三军。三万人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可能比西周初王室的六师还多些，所以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鄙是被征服的野人所居，他们是东方的原住民族，文化颇高。孔子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即鄙中所居的商族，文化先进，君子即国中所居的周人，是统治者但文化上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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