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先秦诸子系年考辫》第七十三)。这些人都属于新兴士阶层,他们比较熟悉民间情况,因而有一套统治人民的办法,其见解和政策都比较切合时宜,对国家的富强能起相当的推动作用。齐威王又任用名将田忌、田婴和著名军事家孙膑,所以能在马陵给予“天下莫强焉”的魏国以致命打击,从而成为诸侯的霸主。
齐威王败魏于马陵后,也会诸侯,朝周天子,代替魏国而称霸。《战国策·赵策三》:
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
齐威王在他所造的铜器陈侯因[次月]敦铭文写道,他要“绍统高祖黄帝,侎(近)似桓、文”,就是说他的最大愿望是继承黄帝的事业,最低目标也要继续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果然在马陵之战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史记·田齐世家》)。三晋之君都到齐国朝见齐威王,其余淮泗间小诸侯当然也来了。所以陈侯因[次月]敦又有“诸侯寅荐吉金”的记录,说明齐威王除接受诸侯朝见,还收取诸侯贡金,确实成为当时的霸主。不过齐威王霸业由于紧接着的诸侯称王而很快消失,由于其存在时间不久,且处在历史形势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因而被人们忽视了。
四 六国称王
魏惠王的霸业在齐、秦等国不断沉重打击下失败了,但是,齐、秦等国并不因魏国霸业失败而停止进攻。公元前340年,齐、赵联合伐魏(《史记·六国表》)。第二年,秦又进攻岸门(今山西河律县南。《史记·秦本纪》作雁门,误;索隐引《纪年》及《史记·六国表》均作岸门。)这时的魏国已经无力抗拒齐、秦在东西两面的不断进攻。魏惠王为了使自己免于齐、秦夹击,采纳了其相国惠施的建议,通过齐相田婴表示向齐屈服,往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齐威王并正式尊齐为王。本来魏惠王在拔邯郸、西围定阳的时候,接受了卫鞅“先行王服”的建议,在礼仪舆服上采用了王的仪式,“身广公宫,制丹衣,建旌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战国策·齐策五》)。做好了称王的准备。然而风云突变,魏国在这场斗争中最后却遭受重大损失,国际形势逆转(齐强大、韩背叛),以致称王的愿望没有实现。魏惠王虽然未能称王,他却采用了王的仪式制度,所以他采纳惠施的建议,于公元前334年到徐州朝见齐威王时,必须先行变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九十二)。惠施提出这一建议,曾遭到时人的责难,《吕氏春秋·爱类》记载,齐将“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但是,齐威王却很乐意,他是打算“绍统高祖黄帝”的,自然喜欢称王。然而他还是不敢独自称王,于是也就尊魏为王,这便是战国史上著名的魏、齐会徐州相王。
魏、齐会徐州相王是中原诸侯间第一次相互承认为王,因而也是战国时代一件惊人的大事。这以前虽然有楚、吴、越等国称王,但是他们都是自封的,并不为中原任何一国所承认。而且这些国家都远在长江以至东南海滨,与中原关系比较疏远,中原诸侯也认为他们是边远夷蛮而加以排斥。所以,虽然楚、吴、越早在春秋时即已称王,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远没有魏、齐相王来得大。因为魏、齐都是中原的主要诸侯,这两个国家相互称王,就否定了周王独尊的共主地位,也是对周王室的致命打击。这比前此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更进了一大步。原来分晋和代齐之后,三家和田氏还要争取周天子的承认,说明周王的虚名还有点作用。现在相互称王,周天子连虚名也不能独享了。周王朝地位降低,对小国尤其不利。因为周天子虽只存空名,却象征着传统秩序,对小国有一些保护作用,使他们不至被强大的国家任意并吞。这也就多少妨碍了大国的发展,所以当时人说:“小国利有天子,而大国恶之”(《战国策·韩策三》)。周天子共主地位的存在,既然不利于大国的发展。那么,大国否定它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周天子共主地位既已丧失,建筑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基础上的霸业,也就随之而消失,其他诸大国也步魏、齐之后相继称王了。
魏、齐会徐州相王,魏国正式向齐屈服,齐也就停止攻魏了。但是,秦国却并不因此而住手。因为魏、齐冲突的原因在于争夺对东方诸侯的领导权,魏国承认失败,齐国就有充分的力量和权利领导东方诸侯,也就是侵略掠夺这些诸侯。因此,齐胜魏后,便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诸侯身上,暂时放过魏国。然而魏、秦的冲突却不是由于争夺国外利益,而是两国根本利益不可调和的斗争。因为“秦始小国僻远”,不列于诸侯。西周覆灭,秦襄公、文公不断与犬戎斗争,逐渐收复西周故地。但西周故地已经残破,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丧失其原来的重要地位。而东方中原地区却因王室东迁,各国交往频繁,成为当时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西周故地比之中原地区是大大地落后了,所以秦国虽然占有西周故地,仍然是“诸夏宾之,比于戎狄”(《史记·六国年表序》)。因此,向东方中原地区发展和吸收东方的文化,就成为秦国最迫切的首要问题。但是,强大的晋国阻挡着秦国东进的道路,隔断了秦同中原的联系,不打败晋国,秦国是无法东进的。然而,晋国自文公创霸以来,长期维持其霸国地位。秦国虽然经过穆公修政,“东平晋乱,以河为界”,然而终春秋之世,也不能越黄河一步。这就使秦长期处于戎狄之间,不便大量吸收中原文化以促进自身发展,总是保持落后状态。三家分晋以后,魏国又挡着秦国东进道路。魏文侯更进一步攻占了秦国最肥沃险要的河西地,使秦国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此,魏国的强大不仅严重地限制了秦国的发展,而且也严重地威胁着秦国的未来。所以,秦孝公变法图强,便趁魏惠王在东方与齐国争霸的机会,不断给魏国以沉重的打击,促使魏国霸业加速瓦解。
魏国向齐屈服,秦国并没有收回河西地,更不愿魏国得到喘息的机会。因此,在魏、齐相王后,秦仍对魏展开猛烈的攻击。公元前330年,秦将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富县北)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龙贾,迫使魏国献出河西地。次年,秦军更东渡黄河攻占了魏国的皮氏(今山西河津)、汾阴(今山西万荣西)、焦(今河南陕县)和曲沃(今山西闻喜西)等地。接着,秦公子华同张仪攻占了魏国蒲阳(今山西永济西),张仪又游说魏惠王献出上郡十五县(今陕北洛川、延安一带)和河西重镇少梁。《史记·张仪传》:
秦惠王十年(前328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
张仪因此功劳而出任秦的相国。公元前327年,秦国又把焦和曲沃还给魏国,归还的原因固然由于魏国献出了上郡十五县,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远在河东,秦国不便于守卫,因而不得不把费了许多力气攻取的城邑归还魏国。秦国夺得魏国河西、上郡七百里地,使两国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秦国领土大大扩张,声威盛极一时,秦惠王便趁着这种声势在公元前325年称王,《史记·张仪传》:“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
《史记·秦本纪》:
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一,魏应为秦。)
这是由于魏国进一步削弱,为了抵抗秦国必须争取与国。因此,魏惠王在秦国称王后一个月,便同韩威侯在巫沙相会。《史记·韩世家》索隐引《纪年》:
(韩威侯八年、前325年)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十月,郑宣王朝梁。(据《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一,会巫沙应在威侯八年,威侯称王后改称宣王。)
魏惠王为了拉拢韩国,尊韩为王。这时的韩国早经过申不害的改革,国力有一定的增强,所以韩威侯在魏国的推动下也就称王了。魏惠王拉拢韩国后,仍极力讨好齐国。公元前324年魏惠王同韩宣王到齐国平陆会见齐宣王,次年魏惠王又到甄会见齐王(《史记·孟尝君传》索隐引《纪年》)。
魏惠王虽然拉拢了韩国,但韩国力量不够强大,魏国仍然感到势力单弱。于是又采纳了犀首的建议,广泛争取与国,在公元前323年约集韩、赵、燕、中山和魏五国称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五)。这五个国家都不如齐、秦、楚强大,而且大都处于这三个大国三面包围的地位。他们为了抵抗三大国的侵略,因而有联合的需要;同时这些国家都先后进行过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建立了较为集权的政体,并且在不断侵略周围小国的基础上发展成了比较强大的国家,因而有称王的可能。《战国策·中山策》载齐臣张丑论五国称王说:“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今五国相与王也,负海(齐)不与焉。此其欲皆在为王,而忧在负海。”所以,这些国家就在这种形势下联合起来称王了。五国相王前,楚、齐、秦早已称王。原来是中小国家的宋国,也在不断侵略淮泗小诸侯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五千乘的大国,在公元前328年称王(《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九十九)。五国这时称王后,所有的重要诸侯全都称王了。
诸侯称王是战国形势的重大变化。称王的各国除宋和中山较弱小外,都是万乘大国,这些大国都是在不断吞并周围小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国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小国消失的过程。因而,大国间的争霸斗争,即大国争夺对小诸侯的领导权的斗争,也随着小国的逐渐消失而减弱其重要意义。当小国消灭殆尽的时候,大国间的争霸斗争也随之而结束了。但是,列国间并未因小国大量消失、争霸斗争结束而停止其冲突。相反,大国间的争夺在作为缓冲地带的小国消失,相互领土直接交界而更加剧烈起来。因为这时的斗争并不只是争夺对小国的领导权,而是关系着自身的存亡。较为强大的国家力图削弱并逐步吞并较弱小的国家,而较弱小的国家则互相联合起来以抵抗强大国家的侵略。一当抵抗失败,又纷纷转而讨好强国,以图自保。于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和“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蠢》)的合从连横政策代替了大国的争霸斗争。
五 齐、秦的强大与合从连横
合从连横名称出现较晚,但是合从连横形势的形成,实在魏国霸业失败之后。因为这种需要只有在争霸斗争结束,较弱小的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保障自己的生存,而且这些国家又同处于大国的包围中才能出现。魏国霸业失败,韩、赵也已削弱,三晋分裂后三国都不如齐、秦、楚强大,齐,秦、楚正好在东、西、南三面包围三晋。它们,首先是齐、秦,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于是首当其冲的魏国就遭到极大的威胁。魏惠王为了减轻自己受到的压力,解除魏国的危机,先是任用惠施为相,实行惠施主张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政策。(《战国策·魏策一》,向最强大的齐国屈膝,在公元前334年尊齐为王。尊齐为王也就是“事一强”的连横政策,不过这次连横不是“事一强以攻众弱”,而是事一强以御另一强即秦国的进攻。但是,惠施的政策虽使齐国暂停进攻,却未能达到抵御秦国的目的,在西边连遭失败,丧失了西河、上郡七百里地。因而,惠施“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政策宣告失败。
惠施的政策失败,说明单靠魏国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抵御秦国。因此魏惠王又采用公孙衍(即犀首,犀首是官职名)广泛争取与国的政策,约集受齐、秦、楚威胁和侵略的韩、赵、燕和中山五国称王,联合五个较弱国家,抵抗三个强大国家。这种政策事实上就是一次合从的行动,不过这次合从不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而是合众弱以御三强的政策,即联合韩、赵、魏、燕、中山五国抗御齐、秦、楚三强国。因而,齐、秦、楚三国对于五国联合极为仇视,极力设法破坏。齐国是通过外交活动进行阻绕,它倍口中山国小,不承认中山有称王资格,提出联合赵、魏不许中山称王。《战国策·中山策》:
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齐谓赵、魏曰:“寡人羞与中山并为王,愿与大国伐之,以废其王。”
但赵、魏没有支持齐国的计划,中山终得称王。齐国又想引诱燕、赵共同进攻中山,《战国策·中山策》又载:
中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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