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燕、赵为王，齐闭关不通中山之使，……欲割平邑以赂燕、赵，出兵以攻中山。
然而燕、赵也没有上齐国的当，齐国破坏五国相王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
齐国破坏五国相王，为什么两次都以中山为对象呢？因为中山是魏别封，与魏关系特别亲密。魏惠王在马陵大败之后，曾以中山君为相（《史记·六国年表》），引中山为外援。所以，中山君称王会加强魏国的力量，齐国正是要通过打击中山来削弱魏国。不过齐国的活动并未成功，真正给五国相王以打击的却是楚国。就在五国相王的当年（前323年），楚怀王“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史记·楚世家》）。魏惠王把这一次打击看作是同马陵之败及丧失河西、上郡同样严重的奇耻大辱。这说明犀首联合五国抵抗强敌的政策，除了使五国称王外，对魏国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而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战国策·魏策一》）的政策又被魏惠王接受了。
当时，秦国已东境至河，同魏、韩接界，但一时还没有吞并三晋的能力，齐国尚比秦国更强大，楚国也不比秦国弱。不论是惠施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案兵”的连横政策，或是公孙衍的联五国相王以抗齐、秦的合从政策，都足以阻碍秦国的发展。因此，秦国不仅要离间魏、齐的关系，而且要破坏五国的团结，只有这样，秦国才能利用这些国家间的矛盾，以图从中取利。而魏惠王在霸业失败后，并没有忘掉他对齐、秦等国的仇恨，《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他晚年对孟子说：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因此，魏国在马陵失败后的一系列活动，无不以报仇雪耻为最终的目的。五国相王正是魏国力图自振的最大努力，但是由于齐、楚的破坏，五国相王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因而魏惠王更加憎恨齐、楚。秦国当时对待五国相王却采取极为狡猾的手段，趁齐楚打击魏国的时机拉拢魏国。公元前323年即楚败魏于襄陵之年，秦相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齧桑相会（《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一○七、《史记·张仪传》），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果然放弃了惠施和公孙衍的政策，而接受了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惠王任命为魏相（《史记·秦本纪、张仪传》）。
张仪相魏也就是惠施政策的彻底失败，因为张仪所要打击的齐、楚，正是惠施所要联合的。所以，惠施在张仪相魏后便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战国策·楚策三》：“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张仪提出的连横政策，目的在于替秦国拉拢魏国，利用拉拢魏国的机会进行侵略，“仪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史记·张仪传》）。但是，魏惠王联秦的目的，却是希望借秦国的力量报复齐楚，并不是真正要投靠秦国，所以“魏王不肯听（张）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史记·张仪传》）。因此，张仪“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政策，也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张仪的政敌公孙衍又积极活动以破坏张仪的政策。公孙衍一称犀首，魏人，他在公元前333年入秦任大良造，为秦国攻取魏河西地。公元前330年张仪入秦，代公孙衍执秦政。公孙衍便回到魏国为将，主张联合五国以抵抗齐、秦。其后张仪趁犀首与齐国作战失败，又夺取犀首在魏国的职位。《战国策·齐策二》：
犀首以梁为齐战于承匡而不胜。张仪谓梁王：“不用臣言以危国。”梁王因相仪。
因此，犀首憎恶张仪，便使人说韩国大臣公叔，要求韩国联合魏国“图秦而弃（张）仪，收韩而相（公孙）衍”（《史记·张仪传》）。犀首此说得到韩公叔赞同，果然代张仪为魏相，于是张仪在公元前319年（魏惠王卒年）离魏返秦。次年，公孙衍又约集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攻秦（黄少荃：《五国伐秦考》）。五国攻秦又是一次合从。
以上所述说明：公元前334年魏、齐会徐州相王是一次连横（联齐），公元前323年犀首约五国相王是一次合从（合韩、赵、燕、中山），公元前322年张仪相魏又是一次连横（联秦），公元前318年犀首约五国攻秦又是一次合从（合韩、赵、燕、楚），这正是连横合从政策的交迭更换。这时的合从连横，是魏国在霸业衰败后，处于齐秦威胁下所采取的争取与国以为外援的两种政策。由于争取的对象不同（联合强国或联合弱国），因而有合从连横的差异。但不论是合从或是连横，都以维护魏国为根本目的。由于这时的合从连横还不很明显，也没有人正式提出这一名称，而且同后来“合众弱以攻一强”及“事一强以攻众弱”的形势也有些差异。因此，这一段历史形势也常为人所忽略。不过，在当时却有人看出了这种形势，《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所谓大丈夫，也就是指他们合从连横的手段，对当时天下局势起着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孟子》中只讲公孙衍和张仪，根本没有提到苏秦的活动。如果照旧史所述苏秦、张仪同为合从连横说的创始者，两人的言行相反相成不能分割，在他们同时代人的著作《孟子》中，岂有只见张仪而不见苏秦的道理！实际上苏秦主要活动于燕、齐之间，他的事业在于为燕合从破齐，年辈后于张仪，《战国策》、《史记》中有关苏秦、张仪合从连横之说，实多误传，不足为信（说详后）。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前369—前319年），正当魏国盛极而衰的转变时期，一生经历了很多变故。《吕氏春秋·不屈》称：
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于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
同书又称：
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于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 “……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
看起来他们两位都是打算以德化民的好人，但却不是合乎当时需要的好政治家。《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日：“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
《吕氏春秋·淫辞》称；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可见魏惠王的失败，也和他在政治上不能因时制宜严格推行法治有关，这同后来秦国由于厉行法治而崛起相比照，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六 苏秦事迹与燕齐之争
苏秦、张仪是战国时代合从连横说的箭垛式人物，战国时代凡有关合从连横的说词，往往都附会为他们的事迹而流传下来。司马迁为苏秦、张仪作传，虽然连篇累牍地罗列许多游说之词，他也知道其中年代错牾，有许多都不是信史。所以他在《史记·苏秦传》后总结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在《张仪传》后又说：“三晋多权变之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战国中期齐、秦并强，三晋在齐、秦的夹攻下出现了合从连横政策，它不独是抗秦，也包括抗齐的内容。以三晋为主，北连燕，南连楚，为从；东连齐，西连秦，为横。要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之后，齐国一蹶不振；继之长平大战，赵国严重削弱；六国均无与秦抗衡的力量，这时的合从才是六国并力抗秦，而连横则是六国分别附秦。旧史所载苏秦、张仪以合从、连横游说六国，就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但是，旧说苏秦合从早于张仪，苏秦死后张仪才开始其连横活动；而张仪死于魏襄王九年（前309年），相当于齐宣王十年。田齐的威王、宣王、湣王三代正是齐国势力蒸蒸日上的时候，它正威胁着三晋、燕、楚而称雄天下，怎么可能听信苏秦同这五国联合抗秦，又怎么会听从张仪而“奉社稷以事秦，献鱼盐之地三百里于秦”（《战国策·齐策一》），这些都同历史形势不合而完全不是事实。
苏秦、苏代在历史上出现，始于燕王哙时代。《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子之相燕，贵而主断，苏代为齐使燕。”苏秦、苏代往来燕、齐之间，事迹混淆已久，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此时他们在齐，名位甚卑，这次说燕王哙专任子之，有助于为齐破燕，其后逐渐得到齐宣王、湣玉信任。苏秦在齐时间较久，与淳于髡、孟尝君、周聚（最）、甘茂、韩珉同时，在赵与奉阳君、李兑关系最密。苏秦之死，应在齐湣王时。《吕氏春秋·知度》称：“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齐亡当指湣王失国（前284年）。《淮南子·诠言》称：“苏秦善说而亡国”，亡国亦指亡齐而言。《史记·邹阳传》称：“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淮南子·说林》：“苏秦以百诞成一诚”。这都是说苏秦仕齐为臣，实际上却从事为燕合从反齐的秘密活动，在乐毅破齐时事发被杀。“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史记·苏秦传》），他往来齐、赵、秦、魏诸国行诈，全出于对燕的一片忠诚。《战国策·楚策一》称：
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
《说苑·君道》称燕昭王为报复齐国，广求贤才，“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并至，果以弱燕并强齐。”综上所述，苏秦为燕作反间，尽力使齐信燕而不警惕、大力扩张而成众矢之的，造成了燕国破齐的客观条件，使乐毅的军事进攻得以成功，他自己却因反间形迹暴露而被齐湣王处死。
《史记·燕世家》所载燕世系和年次，极为紊乱。其中的燕文公、燕易王、燕王哙，可能就是一人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燕文公是称王之前的生称；易王是五国相王（前323年）以后的称号，易有改易、转易的意思，当是以让国为号；王哙则是因国破身死而直呼其名。燕王哙法古禅让，违背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失败是必然的，但他的主观愿望，却也未可厚非。《韩非子·说疑》：
燕君子哙，邵公奭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谢，外不罼弋田猎，又亲操耒耜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
《淮南子·人间》也说：“燕子哙行仁而亡”。燕王哙爱民行仁，让国与其相子之，却引起太子平及将军市被叛乱。内战既起，齐宣王乘机伐燕，燕王哙、子之、太子、市被等都先后死去。赵武灵王送公子职归燕即位，是为燕昭王（元年为前314年）。
昭王继位于齐宣王伐燕、燕国破灭之后，毕生以报仇雪恨为志，于是有二十年后的权之战。《战国策·齐策二》：
权之难，齐、燕战。秦使魏冉之赵，出兵助燕攻齐。薛公使魏处之赵，谓李向曰：“……为君计者，不如按兵勿出，齐必缓，缓必复与燕战。战而胜，兵罢敝，赵可取唐、曲逆；战而不胜，命悬于赵。然则吾中立而割穷齐与疲燕也，两国之权归于君矣。”
又《燕策一》：
权之难，燕再战不胜，赵弗救。（哙子）[郭任]谓（文公）[昭王]曰：“不如以地请合于齐，赵必救我。”……（文公）[昭王]曰：“善。”令郭任以地请讲于齐。赵闻之，遂出兵救燕。
又《齐策五》；
昔者齐、燕战于桓（权）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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