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不胜，十万之众尽。
齐、燕两国权之战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实与齐、魏马陵之战不相上下。《史记·六国表》于赵惠文王四年（前295）记赵国“与齐、燕共灭中山”，齐国“佐赵灭中山”。中山界于赵、齐、燕三国之间，为三国缓冲，也是三国必争之地，燕、齐没有助赵灭中山以独肥赵之理。此当是齐因要与燕战而以许赵灭中山为交换条件，燕则自顾不暇亦不能不允许赵兼并中山。据此，权之战当在燕昭王二十年、齐闵王六年、赵惠文王四年。此战后燕再濒于灭亡，不得不卑词厚币，曲节事齐。《战国策·燕策二》称：“陈翠合齐、燕，将令燕王之弟为质于齐，燕王许诺。”所以说是“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战国策·燕策一》）。此时的燕昭王和越王勾践栖于会稽时情况相同，他将如越之事吴那样隐忍待时也是一样，苏秦受燕昭王重用与之谋齐当亦在此时。《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北见燕昭王说：
“今臣闻王居处不安，食饮不甘，思念报齐，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数矣，妻自组甲絣，曰有大数矣，有之乎？”王曰：“子闻之，寡人不敢隐也。我有深怨积怒于齐而欲报之，……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之于子矣。”对曰：“凡天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罢弊；北与燕战，覆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面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犹取哉！……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王诚能毋爱宠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
苏秦和燕昭王都知道，单靠燕国的力量是不足以报复齐国的。所以他们要曲意事齐并诱使齐王灭宋，从而造成合从伐齐的局势，燕才可能乘虚破齐。《吕氏春秋·行论》载：
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齐王杀之。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于郊，遣使于齐客而谢焉，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使者行至齐，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御者甚众，因令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
这里所记的燕王就是燕昭王，齐王即齐湣王。《吕氏春秋》成书于始皇八年（前239年），上距齐湣王伐宋不到五十年，还是见闻所及的历史，也是当时最翔实的记录。齐湣王伐宋先后曾有几次，“三覆宋，宋遂举”（《战国策·燕策二》），最后是在齐湣王十五年（前286年）灭掉宋国。
宋国是当时二流强国，地处齐、魏、楚之间，“中国膏腴之地”，还拥有当时商业中心陶（今山东定陶），经济实力雄厚。齐国独吞宋国就破坏了大国之间的均势，引起四邻的嫉妒和恐惧，变为众矢之的，这正是苏秦和燕昭王所追求的局势。于是诸大国密谋磋商，在齐闵王十七年组成了秦、魏、韩、赵、燕五国合从攻齐的大军。因为燕昭王长期卑恭曲膝侍奉齐国，使齐湣王对燕深信不疑，甚至解除了同燕国边界的警备。《战国策·燕策二》载苏秦致燕昭王书称：
臣受令以任齐交五年，齐数出兵，未尝谋燕。齐赵之交，一美一恶，一合一离。燕（王）不与齐谋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至于虚北地行其兵。
正由于苏秦的活动使齐湣王丧失警惕，撤除了齐、燕边境的防守部队，所以在五国合从攻齐中，燕将乐毅能够攻克临淄，下齐七十余城。也正是乐毅的战功使苏秦为燕间齐的身分暴露，终于被齐湣王杀死。但是，乐毅破齐之后，齐国虽得恢复而元气大伤，不再成为强国，逐渐发展为泰国独强的局面，客观上为秦的统一扫除了障碍。而燕昭王能够以弱燕灭强齐，中间的经过极为委婉曲折，其成功的关键就在利用苏秦为燕间齐，破坏齐、赵联盟，怂恿齐王灭宋以造成合从攻齐的局势。这应当是战国晚期的一件大事。然而由于“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史记·苏秦传》），以致苏秦的事迹和燕、齐间的斗争长期隐晦不明，这是值得重新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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