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渊》）
可见仁是一种完美的理想境界，具备多方面的要求，所以孔于很少以仁德称许某人。不过如能把某件事情做得极好，也可以算作仁。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
仁也并不是超阶级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还是等级制礼乐范围内的仁。
（二） 孟子
孟子也出身没落贵族，是鲁国执政三家中的孟孙氏之后，也是生长在家族公社环境中的。《史记·孟荀列传》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驺即邾，在今山东邹县南，当时是靠近鲁的一个小国。子思是孔子之孙，孟子是他的再传弟子，所以孟子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盂子·离娄下》）。大概他也是学无常师博取众长的。孟子学成之后，便游说各国诸侯，争取出仕行道。他到过战国时的学术中心——齐国的稷下，为齐宣王礼遇而任客卿。也到魏国见过梁惠王及其子梁襄王，以及宋、邹、滕、鲁等小国。当时人说他“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可见已是名气很大的社会贤达。他所处的环境同孔子差不多，生于受家族公社影响的乡党，而游说的地方许多是农村公社尚未完全破坏的低地冲积平原区，他的学说也是受到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两方面的影响。
孟子强调阶级差别，他说：
有大人（统治者）之事，有小人（生产者）之事。……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宣称社会划分为阶级，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是天然合理的。但是他不强调等级区分，因为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变法图强，选贤使能，布衣卿相大量取代世袭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界限已逐渐消失，国君的权力加强，集权中央的体制日益健全，国王直接统治全国臣民，中间的等级逐步削弱以至没落了。
但是，当时村社的残余还是存在的。所以孟子宣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
这说明脱离村社的人已日益增多，特别是士阶层。因而他主张：
明君制民之产（授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同上）
可见村社的规模仍还存在，这就是他一再宣传的仁政的基本内容：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同上）
每家农民都平均地拥有住宅、园圃、田地，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得到保证，老年人受到良好奉养，这些都是原始村社的传统体制。这就说明，孟子倡导的仁政，实质上就是依据村社民主制对统治者施加约束，使统治者的剥削不要太过分。所以他提出：
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
他还根据原始村社民主传统，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
所以国君选拔贤才、罢退官吏、惩罚罪人，都得依据国人的意见：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孟子·梁惠王下》）
甚至还提出国君应做到“与民同乐”：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这些都是渊源于原始村社民主传统。当然，孟子生长于家族公社，他还是偏向于为统治阶级说话，是服务于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的。所谓仁政，实质是保证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孟子把仁引申为仁义，宣扬性善论，说人生下来本性就是好的，是儒家学说向唯心主义的发展。他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同上）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孟子·告子上》）
孟子把这种先天具备的善性仁德，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
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同上）
孟子所说的义，即是“宜”、适当，凡名分、伦理道德等现存的东西都要维持。他反对片面追求利（指物质的东西），《孟子》一书开头就讲：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他是要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各谋私利而勾心斗角，他宣扬仁义正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长远的根本大利。这仍是代表了家族公社的意识形态。
（三） 荀子
荀子的出身不很清楚，荀亦作孙，或即王孙、公孙之省，可能也是没落的贵族。《史记·孟荀列传》称：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
齐威王、宣王时（前356—前301年）聚集天下贤士，在稷下设立学宫，讲学议论，著名学者被任命为列大夫，待遇优厚，稷下成为战国时重要学术文化中心。荀子到齐游学当在宣王晚年或湣王时，《风俗通义·穷通》篇称，荀子“年十五始来游学”，与《史记》不同，未知孰是。齐襄王时（前283—前265年），荀子成了稷下声望最高的学者。其后曾到秦国，同秦昭王及范睢讨论过政事；又曾去赵国，与赵孝成王及临武君议论军事。最后在楚考烈王八年（前255年）到楚国，楚相春申君任命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令，到春申君被杀（前238年）而去官，终老于兰陵，卒年不详。《盐铁论·毁学》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秦统一时李斯尚为廷尉，李斯相秦当在始皇三十年以后（前217年后），如此则荀子年近百岁始卒。
在荀子活动的战国晚期，统治阶级中的等级差别已经消失。在专制君主之下，贵族和平民都成为编户齐民，平民出任执政大官的比比皆是，“布衣卿相”已是正常现象。所以荀子公开宣传：
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他是北方的学者，但同孟子相反，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占居主导地位。他反对迷信天命鬼神，对自然现象有比较进步的认识，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治乱无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 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荀子·天论》）
他知道自然现象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同人类的社会政治活动无关。像日食、月食、陨星、疾风暴雨等现象，从前认为是灾异，是君主失德所招致的上天的警告，荀子却说这些只不过是自然的特殊变化，与天命、人事无关，用不着害伯。他甚至提出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并征服自然，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同上）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同上）
荀子承认心是物质的东西，《解蔽》篇说：“故治之要在于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他还解释说：“人心譬如槃水，正错而勿动，则湛独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要正确地反映外界客观事物，避免受蒙蔽，才能“定是非决嫌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不使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人在眼看耳听之后，还要以心来综合，认识方能合于道。
孟子宣扬性善论，荀子却主张性恶论，他说：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贱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他认为人的本性“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必须用圣人创立的礼义加以教育改造，才能达到善良，好的品质是后天教育得来的，并不是人的天性。按，性善性恶当从阶级观点来加以考察，孟子、荀子的说法都未把握到这一问题的本质。
孟子主张法先王，“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荀子却主张法后王，他说：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被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荀子·非相》）
他认为后王的典章制度很清楚，便于遵循。荀子虽也讲仁义但却特别强调礼法，他说：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放学至乎礼而止矣。（《荀子·劝学》）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农分田而耕，贾分货可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荀子·王霸》）
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子·性恶》）
荀子所说的礼，包括传统习惯、教育、良好环境等，法指制度。他主张先礼后法，教育不能达到目的然后才用法加以制裁。他说：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 而不赏，则勤励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俭而百姓不一。（《荀子·富国》）
荀子虽然讲法，却与法家不同。他仍然是强调人治的，他说：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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