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荀子·君道》）
法家所强调的是法治，与荀子的主张是正相反的。但是儒家本来不大讲法，荀子讲法可能是为了适应当时贵族没落、村社接近崩溃的社会环境。这时国君是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他需要用法治管理全国臣民。在封建等级制的时代，各级君主对人民可以随意处置，当然用不着法治。这时封建统治有所削弱，没有法治就不行了。
荀子讲求名实，认为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一定要同客观事物符合。他说：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
荀子还反对相法，他说：
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样，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术正面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求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求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荀子·非相》）
荀子这些思想，都属于唯物主义思想的范畴。
五 道家学派
道家学派产生于南方。南方指鲁国以南的泗上以至淮河流域低地区，包括陈、蔡、宋、楚等地，这一带的思想与北方学者是对立的。北方学者尊崇周公，以家族公社为出发点，主张封建等级制。南方学者则服膺神农之教，宣扬人人不脱离生产劳动，自给自足，与人无争，非攻反战。这是由于南方生产不大发达，原始村社残余保存得多，阶级分化和阶级意识不大显著。《墨子·鲁问》篇记载：“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这便是在农村公社的生活情况。相传舜本来在民间从事耕稼陶渔，其后被推选为领袖，故吴虑以他自比。
南方学者中有宋鈃、尹文，主张“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人之情欲寡”（《荀子·正论》）。当时淮河流域的劳动人民生活比较简单，容易满足；村公社的组织管理又有其传统秩序，人人都有事做，生活均得到适当安排，如盲者搞音乐、跛者看门等，表现了这些被统治的村公社中的自治能力。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有时间去思考，故可以产生出他们的学说。《老子·八十章》记：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庄子·天地》篇记载：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他却反对使用当时的灌溉机械桔槔，宣称“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说明这些村社难以接受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物质的改良，这也正是他们简朴生活的反映。
南方的这些学说，大多同宋国有关。宋国是殷商的后代，殷王朝失败后，他们把殷商的文化带到了宋国。在南方这种发展缓慢的环境中，由于宋国长期国势不振，社会变化不大，农村公社传统破坏较少，阶级意识不很发达。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在《礼记·缁衣》篇中则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巫卜正是殷商的知识分子，可见宋国建立时从殷王朝带到南方来的这类人很多。有巫卜则掌握文字，就要观察自然现象，研究学术。《庄子·天下》篇称：“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雹之故。”正是由于村社中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有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并进行讨论研究。《礼记·中庸》篇记：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这是南北两方面不同社会的反映。南方人们需要很少，容易满足，对物质需要比较轻视，故产生许多唯心主义的思想家，最显著的就是老庄学派即道家。
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北）人，曾担任蒙城管理漆园的小吏。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稍后于孟子，他同惠施友谊深厚，经常相互辩难争论问题。惠施是当时著名学者，庄子学识也极其渊博，通晓百家杂说，他可能是从巫卜那里学习的。现存的《庄子》书分为内、外、杂三篇，内篇是庄子的中心思想，外篇、杂篇是阐明内篇的，其间可能杂有汉人的作品。
庄子的思想虽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他却完全打破了鬼神迷信色采。他反对人为，要求复返自然。在《庄子·天下》篇中，他称赞自己的学说是：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
敖倪有追求、执着、引诱之意。不谴是非是不拘执，因为他认为是非为相对的、两行的，没有绝对真理。与世俗处言其随俗和同，无可无不可。他宣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对人世间的一切追求保持超脱冷漠的态度。他认为生和死也是偶然的，生无可喜，死亦不可悲；但是人们也不必自我戕贼，“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实际上庄子是用尽心机在保全自己，他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人间世》）
但是，完全无用也有危险。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
他认为有用和无用都不够好，要介乎有用无用之间，才可以逍遥自得。所以说：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径，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其自然本性，都可以体现道，《庄子·知北游》篇称：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庄子对自然现象有许多透辟的观察，对天地变化有所认识而不迷信。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庄子是反对阶级社会的，对历史上和当时的许多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过深刻批判。
庄子的思想是综合了许多南方学者思考研究的成果而发展的。春秋末年孔子游历南方，就碰到过不少讽刺批评他的隐士，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他们指责孔子栖栖皇皇地求君从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脱离生产劳动，不如他们这些自食其力的“避世之士”。另有些学者则主张清心寡欲、贵生养生，这些人便是庄子的前驱，其中如杨朱就是最重要的一位。
杨朱是战国前期影响很大的思想家，《孟子·滕文公下》称：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同书《尽心上》又称：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一毛不拔正是贵生养生思想发展的极端，当然是不会为君主卖命的，所以遭到维护君臣上下等级秩序的孟子坚决驳斥。《淮南子·氾论》篇也记载：“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君指君主等级制下的各级君主，照孟子看来，士是一定要依托于统治阶级中的某一位君主的，所以他批驳杨朱。《荀子·王霸》篇记载：“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说明他很小心拘谨，生怕在人生的道路上偶一失误而造成大错。庄子则超脱一步主张去己，宣扬生不足爱，死不足忧，是杨朱学说向反面的发展。
《吕氏春秋》中有一些养生学家的理论，如《本生》、《重己》、《贵生》、《情欲》等篇，其中保存了杨朱学说的一部分。《列子·杨朱》篇表现的是魏晋人的纵欲思想，不能作为分析杨朱思想的材料来使用。
此外还有田骈、慎到等，都是庄子学说的先驱。
老子事迹不详，《史记》本传就列举了几种讲法，时代相差上百年，惝恍迷离，司马迁自己也说“世莫知其然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大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
《史记》还说段干宗的六世孙段干假仕于汉文帝，“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究竟老子是春秋时人还是战国时人，是周王朝太史还是“隐君子”，是“莫知其所终”的修道者还是子孙世代官宦，都不能肯定。
但是，老子的学说却是反抗阶级社会的，它不可能产生于北方。相传老子是苦县厉乡人，苦县原属于陈国，陈在春秋后为楚所灭。或说苦县在宋国，宋有司马老佐，以老为姓氏。《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南之沛见老聃”，老聃称孔子为“北方之贤者”。《寓言》篇记，“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至于梁而遇老子”。沛亦为宋地，说老子在陈或宋均可，总之是生长于和平的农村公社环境中，同北方的关系很少。老子的学说也是反映南方社会情况的。老子之学盛行于汉初，可能《老子》一书的结集即在其时。书中有些思想也是继承其先行者的，恐不可能早于孔子。必先有宋鈃、尹文、彭蒙、慎到等人的学说，才会产生老子的学说。
《老子》称：“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反对阶级社会的道德标准。这种说法不能早于孔子，甚至还在孟子之后。孔子最先倡导仁，《论语》中讲到仁的上百处，但是孔子从不以仁义二字对称连用的。仁义对举始于孟子，《老子》应是接触过孟子的学说，因而提出反对的说法。
《老子》主张弃智、去己，反对贵生、尚贤，如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绝学无忧”（《第二十章》），这是讲弃知。“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三章》）？“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这是讲去己。“不尚贤，使民不争”（《第三章》）。这些主张都源于慎到。《庄子·天下》篇记：“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老子》中又包含有彭蒙、田骈的“不教”之说，如像“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庄子·天下》篇称：“田骈……学于彭蒙，得不教焉。”这是认为言语的表达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第四十三章》）。《老子》也反对名辩之学，宣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第八十一章》）。又反对法家的主张，说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老子》的中心思想是“贵柔”（《吕氏春秋·不二》：“老耽贵柔”），所以说“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老子》反对战争，反对统治，主张“无为而民自化”，抱着不抵抗主义的态度。它提出：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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