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超群和单庄一起看完电影《基度山恩仇记》，坐在舒服的小汽车里回家了。一路上，夫妻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这部影片。单庄闭着眼靠在沙发坐垫上，笑吟吟地问妻子：“你这个文化局的一把手，能体会首长为什么一再推荐这部作品吗？”段超群也闭着眼，把嘴一抿，从鼻子里笑了两声：“主任考学生了。过去，我只是欣赏这部作品的情节紧张，实际上没看懂。现在我懂了，这是一部政治小说。从头到尾贯串着反复辟的革命精神。”单庄赞同地点点头说：“是呀。因为法国大革命是欧洲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尖锐。大仲马还只是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场斗争。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革命都伟大得多，深刻得多，因而也激烈得多。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还给封建贵族保留了一部分房间，并且允许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可是我们无产阶级，不给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房间，哪怕是房间里的一个角落。我们要占有一切，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正因为这样，斗争就更残酷了。弄得不好，我们也会像拿破仑那样被囚禁在一个孤岛上。”段超群矜持地笑笑说：“说不定还没有圣赫勒拿岛那么大！”
小汽车开得非常平稳，夫妻俩都把头靠在靠背上，闭起眼睛。不过，从他们脸上蕩漾着的笑意看，他们都是毫无倦意的。此刻，他们脑子里还在重映刚才看过的那些镜头。拿破仑和他的孤岛已经渐渐隐去，影片的主人公，冒牌的基度山伯爵的传奇性的命运逐渐被推移到前面来，占据了整个画面……这个本来平平常常、被投进监狱的小人物，由于一个偶然（偶然又偶然，偶然中的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大阔佬。他嘴里念着福音，家藏万贯金银。这个大阔佬看中了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把自己发现的一个秘密宝库传给了他。他从监狱里被当作死尸抛进海里，被人救起，找到了这座宝库。于是，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有了。啊，闪闪发光的珠宝！啊，忠诚可靠的仆人！他阔了，成了众人瞩目的“基度山伯爵”。这个爵号其实是假的，但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变假时假亦真。只要有钱，谁还问爵号的真假呢？说也奇怪，段超群和单庄都感到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基度山伯爵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相似在哪里呢？为什么相似呢？他们谁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因为他们觉得不能讨论，也不必讨论。这又是为什么呢？讨论这个问题，那可就涉及人家家庭生活的秘密了。对于这些秘密，我们不可能全部了解，也没有必要全部了解。但是，做一个概括性的剖析却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人们常常说，有些演员有一种“职业特点”，舞台上表演惯了，生活中也有点演戏的样子。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即使多见，也不足为怪。职业特点，谁又能免呢？何况，所谓“演戏的样子”，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而已，并不能据此断言，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虚假的。如果应当指责的话，我们倒宁可指责另外一种人。他们从来不在舞台上粉墨登场，但是在政治舞台和生活舞台上却一直在表演着。他们往往是一些技艺高超的演员哩！就说段超群和单庄吧，他们从来不唱一句戏文，不走一步台步，脸上干干净净的不涂油彩，两手光秃秃的没装水袖。但是他们却在政治舞台和生活舞台上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噹噹的，一击两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于自己身上的“种子”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间的距离，是十分清楚的。连他们自己也有走错了房间，坐错了交椅的感觉。然而，经过长时期的揣摩和摹仿，他们已经完全熟悉和掌握了自己的角色。应该怎样思考？怎样行动？怎样说话？举手投足的姿态应该怎样？喜怒哀乐的表情又是如何？他们全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了。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他们就是角色，角色就是他们。不是他们走错了房间，而是房间自动敞开了大门欢迎自己的当然的主人。比如，他们懂得，按照党章所规定的共产党员的条件，像他们这样身份地位的人，是不应该有任何权力慾望和名利思想的。于是，他们就努力让别人和自己相信，他们的心地单纯得像个幼儿园的孩子，有一颗“赤子之心”。脑子里冒出了这类货色怎么办呢？藏起来呗！藏得谁也看不见就是了。连自己的丈夫、妻子也不能让他们看见。所以，在他们的家庭里，夫妻之间的真诚相见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损害自己的“英雄形象”。总而言之，这是一些高级的演员，按照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说法，他们是完全进入了角色，达到了“下意识境界”。他们不但在欺人、欺党，还在欺骗爱人和自己。
那末，这样长期表演下去，会不会使他们和角色之间的距离在“下意识”中消失或缩短，达到托尔斯泰所提倡的“自我完善”呢？噢！千万别这样想！因为表演仅仅是为了表演。事实上，他们是“面”也不想“洗”、“心”更不想“革”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所以，在这样的夫妻之间虽然有些话说不出口，却照旧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做到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互相谅解，又互相“突出”，不失为是志同道合、琴瑟和谐的好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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