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向南找段超群开了个证明，就和王友义一起到劳教所去了。劳教所里关的都是问题严重的审查对象，规矩极严，就是专案人员，也必需两个人同来，才能和对象接触的。向南和王友义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心情不免有点紧张。进门办了登记手续，便被带到一个房间里等着。
余子期被一个人带了进来。好像进行什么交割手续一样，那人指着余子期问向南他们：“是这个人吧？”向南点点头，那人才走出去，并且关上了房门。
余子期刚刚在这里住了两天，已经是眼圈发黑，面颊下陷了。前天，他刚刚上了吉普车就被戴上了手铐，这是向南没有看见的。没有说明原因，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被逮捕了。这叫余子期多么震惊！他要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坐牢吗？果然，他从吉普车的浑浊的镜子里看到门口挂着“滨海劳教所”的牌子。他被分配在三楼尽头的一间屋子里，屋子的号码是“334”，于是他的名字也就变成了“334”。“这算什么？这不是国民党特务的做法吗？我这个共产党员怎么竟成为无产阶级监狱里的一个犯人呢？”余子期不能不产生一系列问题。
当天夜里，他没有睡，也睡不着。他想，向南他们会把自己的这种变化告诉他家里的人吗？如梅她们知道了又该多么担心！不应该告诉她们！就让她们以为自己还在文协机关里住着吧！等自己出去了再告诉她们也不迟。他想找个人关照一下，不要把他被抓到这里来的事通知家属，可是，关照谁呢？周围没有一个人。忽然，他听到一阵车轱辘响，心里高兴了一下，有人来了嘛！可是车轱辘的声音响响停停，停停响响。他等呀，等呀，一直等到一个小时之后，才听见响声来到自己门口，同时听到一声喊：“三百三十四号，领饭！”他愣了一下：“是叫我吗？不错，昨天已经交代过了；我是三三四号。”于是他答应了一声，前去开门。一个人把一份简单的饭食递给了他，叮嘱他：“吃完把碗放着。”说罢，就要离开。余子期连忙放下饭食叫道：“同志，我可以给机关打个电话吗？”那人奇怪地看着他：“他们没有把这里的规矩告诉你？”
“我有急事想和单位里联系，怎么办呢？”余子期间。
“你写个条子，交给看守。”那人说着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你以为这是招待所？”
余子期写了一个字条：“请不要把我的新住址告诉家属。”交给看守的时候，他特地加了一句：“谢谢你，今天就转给我的专案组。”看守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这两天，余子期真是度日如年啊！今天听到有人喊：“三三四！提审！”的时候，他开始对“提审”两个字不习惯，可是一想到毕竟有人来问问自己的事，自己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也就有点高兴起来了。他一看见来的是向南和王友义，就更高兴了，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专案人员还比较讲道理。在他们面前，他可以讲真话。他没等招呼，就在一个方凳上坐下来，急急地问：
“你们没有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我家里吧？”
向南和王友义互相看了一眼，对余子期摇摇头。
“那就不要告诉她们了吧！不要让她们为我担心了吧！我相信事情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余子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宽慰的神色。
向南和王友义又互相看了一眼。只听余子期又说：
“听说你们今天来提审我。我欢迎提审！因为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一个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罪犯是痛苦的。请提审吧！”
余子期一面说，一面拿出笔记本和钢笔，准备作记录。
向南和王友义仍然不开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本来，今天这场谈话应当怎么进行，他们在路上已经商量好了。王友义是一位工人出身的青年诗人。对于余子期的遭遇，他和向南一样充满同情。因此，他对向南说：“不能一下子把消息告诉他，先谈谈形势吧。告诉他当前形势大好，要朝前看，振作精神。然后慢慢告诉他。”向南点头同意说：“你看他会不会和妻子走同样的路？听说他们夫妻关系非常好。”王友义说：“不会吧？余子期的性格比较开朗。不过我们还是把工作做细致点好。”总之，准备得够细致的了。可是现在一见到余子期，准备好的一切一下子都冲跑了。他们感受到余子期对妻子的感情，又怎么忍心对他兜头浇下一盆冷水啊！所以，向南为难地看着余子期，王友义则不时回避余子期的目光，把脸转向窗外。
余子期感到了他们不正常的神态，便合上笔记本问：“今天不是来提审我的吗？”
向南朝他摇摇头。王友义温和地说了一句话：“今天就是来看看你，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余子期不相信他们是来看看他的。但是自己是阶下囚，人家不提，又怎么好问？他只能等着。
向南感到一阵燥热，她向房子四面看看，原来窗子全部关着。她把窗子打开，站在窗口向外面望过去。院子里倒也长了不少树木花草。眼下正是万物向上的季节，可是，这里的树，并不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树叶子密密层层，勾肩搭臂地遮盖着天空，叫人看了倍觉沉闷。窗子外面是一块二尺见方的小花圃，种的是鬼脸花。向南最不喜欢这种花了，它的颜色那么艳，艳得叫人觉得它是专门用嬌艳的颜色装扮了鬼脸来骗人的。看吧，它们现在一个个挑着两道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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