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弟：
很久没有接到你的信了。你的来信又是那么简略，真不知你过得怎样。如卉好吗？你好久没有提到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闹矛盾了？望下次来信告知。
文弟，我和超群发生了分歧，原因是我“右倾”了。我似乎也只好承认，我“右倾”了。因为，我实在不愿打倒我的专案对象余子期。我同情他，尊敬他，还常常要为他辩护。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想不清啊！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和“右倾”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和你都是在不断地反右斗争中长大的。从我开始懂得政治的时候起，我就害怕“右”这个字眼了。“右”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一九五七年，我还只是刚刚跨进校门的大学生，便参加了反右斗争。我们的一个老同学何思捷被打成右派。他被开除了学籍，劳动教养去了。记得他临走的时候，曾经找我告别。我对他说：“你本来是一个有才干、肯学习的青年，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真为你惋惜！”他说：“我不为自己惋惜。你多珍重吧。我相信，你是永远不会‘右’的！”
是的，我也相信，我永远不会“右”的。甚至向“右”边倾一倾，我也是不干的。
我踏上社会，进入了文艺界，也是在反对右倾，批判修正主义的gāocháo中。我懂得了，不但要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斗争，还要批判一切过去的封、资、修的文艺和文化。我坚决地举着批判的旗帜。我是不会投降的，我是不会右倾的。
我们的家乡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你媽媽在这期间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我不相信，死也不相信。我认为这是敌人在趁机造谣，想砍掉三面红旗。我和你一起回到家乡，到了你家里。我们一起吃胡萝卜，没见一粒粮。你爸爸端着饭碗淌眼泪，对我说：“孩子，真对不起你！”我笑哈哈地对他说：“表舅，你别难过，我喜欢吃胡萝卜。”我看见你爸爸对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心里不觉一阵难过。可是立即批评自己的“小资情调”，脸上又挂上了笑容。我保卫了三面红旗，我没有右倾。我庆幸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竟然如此坚定。
文化大革命给我上了新的一课。开始的时候，毛孩子们说滨海市委有问题，把我吓了一大跳。这不是右派言论吗？我和机关里大部分同志一起到街上去和这些毛孩子辩论。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一个小男孩抓住了我。他的旧军装拖到膝盖，一张圆乎乎的胖脸充满稚气。他对我的发言是那么愤慨！他问我：“你是什么出身？属于哪个阶级？为什么包庇黑市委！”一下子，一群孩子一起把我围住了。幸亏王友义一把拖住我冲出了重围。这以后，许多事情使我明白了过来：革命在深入，形势在发展。“左”和“右”的含义不同了。今天的左派，就是要造反，要炮轰各级党组织。
我向小将们学习，起来造反了。我批判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教育路线，批判别人，也清算自己。我像避免瘟疫一样提防着自己脑子里的沉渣泛起。我觉得，这一次，我获得了对“右倾”的终身免疫力。
可是现在，我还是“右倾”了。这叫我怎么说得清？
当超群把余子期的专案交给我的时候，我多么兴奋！我认为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我并不熟悉余子期。他虽然是我们的一个领导，可是长期在外地深入生活，偶尔回到滨海，也不过是在会上和我们见面。除了他的诗给我留下一些印象外，对于他，我真是一无了解。因此，我可以毫无私心地去进行这项革命工作。
我对他持有高度的警惕。因为我是那么相信他必定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我严厉地命令他交代自己的全部问题。每一次和他谈话前，我都仔细地设想，他会耍什么花招？又该怎么对付？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我的紧张真可以和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相比！我调动起自己的全部神经，不漏掉他的一句话。甚至对他的一个手势和眼神，我都要反复研究和推敲，以便从中找出矛盾，发现问题。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头脑里的“弦”慢慢地松了。因为拨拉来拨拉去，那些怀疑的问题一个个被否定了。我逐渐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坦率而又真诚的人。他不怕在群众面前摊开自己的一切，他的交代没有丝毫被迫的成分。他像对親人和朋友倾吐心曲一样摆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是那么相信：党会了解他的。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就解除思想武装。王友义也时时提醒我，“没有查出问题，不一定就没有问题。还是慎重一点好。”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我们再查，给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叫他交代。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之后，我的看法终于发生了一次大变化。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我到“牛棚”去取他的交代材料，看见他正在偷偷地看着什么，并往自己的小本上抄摘。我悄悄往他身后一站，竟是一张传单！我正想伸手去拿，却被他发现了，他连忙把传单攥在手里。我怀疑他在捣鬼！我厉声地叫他：“你出来！”我把手伸出来说：“把传单交出来！”他迟疑了一下，摊开了手。我拿过传单一看，是去年冬天红卫兵中流传的一张传单，传的是一位部队老同志的讲话。这位老同志批评红卫兵不讲政策，劝告小将注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他说，“哪怕错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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