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曾写过一篇题为《谁饮天河之》的创作谈，谈到她对神话与传说所激发出的想象力的肯定和向往，她固执地认为“天上那条银河是”，向往着“有一天会喝到那里的”。这其实可以理解为迟子建在文学上的追求与理想。
十几年前，一位来自大兴安岭的自然的女儿，带着“北极村”的梦想与童话，带着古老的民间传说和大自然的清新，闯入了中文坛。就像有了福克纳才得以使更多的人知道了美的南方小镇牛津城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有了迟子建，我们才走入了中北疆那人迹罕至，常年被冰雪覆盖着的“北极村”和“白银那”。十几年来，迟子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已是成绩斐然，但她仍然很难被归入某个文学流派或创作群，她总是那么执着和深情地注视着故乡的大地和底层的人民，畅饮着“天河之”，唱着一首温情而略带忧伤的歌，独自走在北的原野上。于是，她卓尔不群的身影，她别具一格的创作，构成了中当代文学创作中一道奇异的“风景”。
文能：如果论创作的年限和影响，你在当代文学界也算得上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了，能大致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
迟子建：“老革命”这个词使我发笑，因为我不由自主想到了“老朽”，好在“革命”与“朽”在文学的范围内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而且我恰好也写了一篇名为《月光下的革命》的小说，所以对“老革命”这一对我来说颇有些喜剧意味的称谓也就能欣然接受。因为从创作经历来讲，我确实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我十八九岁便开始写作，很快发表作品，在当代青年作家中，确实是属于创作年限比较长的一员。
我的创作经历很简单，一九八一年我高考不理想，只是进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我学的是中文专业，学制三年。学校周围自然景观不错，校园直接面对山峦、原野和溪，景妖娆而奇异，常常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而且那时是多梦的年龄，爱惆怅和伤感，于是就在日记本上抒发一些所思所想，同时大量阅读图书馆有限的中外名著藏书，悄悄地鼓励自己尝试写作。我写得最多的是自然景的观察日记，比如观察日落飞雪等情景，然后充满诗情画意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同时也对系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暗中做过肖像描写，这算是较早的文学训练。人的野心是在写作的不断磨练中渐渐滋生出来的，写得多了的时候，便开始投稿，投过几篇之后便开始发表作品。我算是运气不坏的一个，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地一路写了下来。
文：从你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你的童年经历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决定了你创作中的某种固定视角，你是怎么看的？
迟：如你所言，我喜欢采取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当然，这大约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我生在北极村——中最北的小村子，再多走几步就是俄罗斯了。童年时我远离父母，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儿童何以如此少（除却住户稀少的原因外），我所住的老街基（北极村的一个部分）只有三个儿童，这使我觉得很孤单。外祖母家有很大的一座木刻楞房屋，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院子中有一条大黄狗，我便与菜园中的瓜果和狗都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嫌垄台下匍匐的香瓜长得太慢，因为我盼着早点吃它们的甜肉。我还曾戴着一顶防蚊帽用木棍去捅马蜂窝，看着它们如何“炸营”，倾巢而出；我还帮着姥姥抬粪给苞米地上肥，也去黑龙江边洗服或者捕鱼。漫长的冬季来临时，我就在入夜时偎在火炉前听老人们讲传奇故事。所以说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但我想它并不是我作品中的“唯一视角”，尤其是在《秧歌》、《香坊》等作品中，这一痕迹已经蜕去，不过它仍然在我的作品中闪烁出现，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
文：新时期以来的中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在创作刚起步的时候，往往有意识地借鉴、模仿一些外作家的创作，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时常会看到诸如马尔克斯或博尔赫斯等外作家的影子，而我在你的创作中（包括早期的作品）看不到明显的师承。请你谈谈你所喜欢的作家以及他们对你的影响。
迟：当我写作已有了几年历史的时候，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才风行起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格外喜欢，博尔赫斯的东西读得不多，不敢发言。别人喜欢他自然有别人的道理。早期我喜欢屠格涅夫、川端康成、鲁迅、郁达夫等。现在仍然喜欢后三位。屠格涅夫的作品大概只适合于青春时代的我来读，因为它是一种苍白的唯美。而川端康成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倒的文学大师，我曾跟格非动情地谈到川端，说“只有他才真正代表了东方精神”，格非对我绝对的用词报以友善的一笑。郁达夫若是活着，我相信他会成为中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因为他的作品文气十足，弥漫着作家无不在的才华。后来比较喜欢的作家有福克纳、爱伦·坡、杜拉斯等等。我读师专时古典文学的学业一向优异，我也喜欢屈原、苏东坡、辛弃疾等人的作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