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蕾蒙娜高兴，他才作了最后的让步；在这件事上，蕾蒙娜一反迁就亚历山德罗的常态，坚持要照自己的意愿办。她一心想着要让受洗的印记盖在这个她如此喜爱的名字上；而且，“如果我死了，”她想，“亚历山德罗还有一个麦吉拉，他该多高兴啊！”
中午还没到，她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她坐在门廊里等亚历山德罗，他离家已有两天了，本来昨天晚上就该回家，做好去沙伯巴的准备。他没有准时回家，她忐忑不安。随着时间的流失，他迟迟未归，她的担心有增无已。直到日过中天一个多小时后，他才回来。他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赶路，她还没看见他，就先听见路上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干吗骑得这么快？”她想，跑上去迎他。他骑近了，她吃惊地发现，他骑的是一匹新马。“怎么回事，亚历山德罗！”她叫道。“这匹马是谁的？”
他莫名其妙地看看她，又看看马。真的，这马不是他的！他拍着脑袋，拼命回忆着。“那我的马在哪儿呢？”
“天哪！亚历山德罗，”蕾蒙娜叫道。“马上把马还回去。人家会说这是你份的。”
“可是我把我的小马囚在那儿的马厩里了，他说，“他们应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偷马。我怎么会弄错的呢？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麦吉拉。肯定是我的病又犯了一次。”
蕾蒙娜害怕得心都发凉了。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带对偷马贼的处治多么厉害。“哦。亲爱的，让我把马送回去吧！”她叫道。“让我把它送回去，他们会相信我。”
“麦吉拉！”亚历山德罗惊叫道，“你以为我会把你送进那个狼窟里去吗？我的野鸽子！我把我的马留在吉姆·法劳的马厩里了。昨天晚上我在那儿，洽谈秋天为他剪羊毛的事情。我最后知道的就是这件事。我想等休息一下后就把马送回去，我太困了。”
蕾蒙娜知道他现在脑子依然很糊涂，心想让他先睡上一个小时也许更安全点，因此，尽管一种危险的感觉压抑着她，她还是同意了亚历山德罗的话。她从马厩里抱来新的干草，亲手给那匹马梳刷了一遍。那是一匹俊美、健壮的黑马；亚历山德罗肯定毫不怜恤地催它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只见它两边都汗淋淋的，鼻孔上尽是白涎沫。蕾蒙娜两眼含泪，尽心尽力地服伺它，它觉察到她的善意，用鼻子擦着她的脸。“肯定因为它像贝尼托一样黑，亚历山德罗才搞错了，”她想。“哦，圣母啊，帮助我们把这匹马平安地送回去吧！”她说。
她走进屋子，亚历山德罗睡着了。蕾蒙娜瞥了一眼太阳。太阳已经西斜。亚历山德罗已不可能在天黑前赶到法劳家再赶回来。她正想叫醒他，突然传来上尉和其它狗的狂吠，立刻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一骨碌爬了起来，奔出去看是怎么回事。一眨眼的工夫——仅仅一眨眼的工夫，几乎一眨眼的工夫都没有——蕾蒙娜就跟了出去；但她刚跑到门口，就听见一声枪响，只见亚历山德罗倒在了地上，同时，只见一个暴徒似的人从马上跳下来，站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前，又拨出手枪朝他的脑门上、脸颊上开了一枪、两枪。然后发出一连串的咒骂，在蕾蒙娜的眩晕的知觉里，每一声咒骂都如霹雳般响彻空间，那人骂骂咧咧地把那匹黑马从蕾蒙娜拴着它的柱子上解开，跳上他骑来的那匹马，带着黑马一溜烟地走了。他边走边对蕾蒙娜晃了晃拳头，蕾蒙娜跪在地上，吃力地要把亚历山德罗的头抬起来，要止住从那叫人恶心的伤口里流出来的血。“该死的印第安人，看你们还敢偷我们的马！”那人叫道，又恶狠狠地骂了几句，就不见了。
蕾蒙娜坐在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双手拉着他的手，她显得异常的冷静，其实这比把内心的悲伤尽量地发泄出来更为可怕。亚历山德罗已无法复活了。第一颗子弹就是致命的，紧挨着心脏——那凶手枪法很准；后来用手枪打的两枪纯粹是出于放纵的兽性。须臾，蕾蒙娜站了起来，走进屋子，拿出洁白的圣坛罩布，盖在那张有枪伤的脸上。这时她回想起，有一次在圣迭戈，一个方济各会的神父被印第安人杀死了，萨尔别德拉神父曾引用过胡尼佩罗神父的话说，“感谢上帝！现在一个殉难者的鲜血浇灌了这块土地！”
“一个殉难者的鲜血！”这句话好像在空中飘浮；要把那个凶手嘴中吐出的脏话从天空中驱除干净。“亚历山德罗！”她说，“去跟圣徒们同住吧；一个上帝保佑的殉难者；他们会听殉难者说的话。”他的手很温暖。她把它们搁在自己胸前，一次次地亲吻着。她在他身旁躺下，一只手搂着他，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亲爱的，我的亚历山德罗！哦，再跟麦吉拉说回话吧！我为什么不再伤心一些？我的亚历山德罗！他不是已经得到保佑了吗？我们很快就要跟他同住！这负担太沉了。他背不动！”接着，悲痛的浪潮压倒了她，她放声拗哭起来；但她仍然没有流泪。突然她跳了起来，紧张地打量四周。太阳早已下山了。她该上哪儿去找人帮忙呢？那个印第安老太婆踉着羊群走了，天黑前不会回来。不能老让亚历山德罗这么躺在地上呀。她该找谁去呢？到沙伯巴去是不可能的。附近还有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卡惠拉村，圣哈辛托的一个高地。她曾到那儿去过一次。现在她还能找到那条路吗？、她一定得试试。比这更近的地方没有人帮她忙。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跪在亚历山德罗尸体旁，吻了吻他，轻轻地说，“再见了，亲爱的。我不会去久。我去找朋友。”她快步跑走了，一直守在亚历山德罗身旁，伤心地低吠着的上尉一跃而起。跟着她跑去。“别来，上尉，”她说；把它牵回到亚历山德罗的尸体旁，她双手捧着它的头，看着它的眼睛，说，“上尉，在这儿看着。”它轻轻地叫了一声，舔着她的手，趴在了地上。它明白女主人的话，乖乖地服从她的吩咐；但是它的眼睛揭望地注视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它眼前消失。
那条路崎岖不平，而且很难辨认。蕾蒙娜不止一次地停下来，在悬崖峭壁间犹疑。荆棘刺破了她的衣服，脸上也划破了，鲜血淋漓；她的两条腿像灌了铅，步履艰难地往前挪着。峡谷里一片漆黑；她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尖坡，前面仍旧只见松树林和荒芜的旷野，她的心沉了下来。以前这条路似乎没有这么长。亚历山德罗曾陪她走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高兴的日子，他们时而在某个地方逗留一番，可是这条路似乎太短了。她怀疑自己迷路了，顿时害怕起来。要是真的迷路了，那不到天亮她就得跟亚历山德罗去了；因为夜里圣哈辛托凶猛的野兽到处游窜。但是为了孩子，她决不能死。她着魔似地坚持着。最后，就在天黑得她只能看见前面几手之远时，就在她不单单由于奔跑、更由于害怕而气喘吁吁时，前面只有几杆路的地方，突然亮起了灯光。那就是卡惠拉村。几分钟后她就进了村。
卡惠拉村，圣哈辛托山上一个贫困侵扰的小地方，一块狭窄的、荒芜贫瘠的土地上，坐落着一簇草棚和砖墙草顶房；这里的人很穷，但自傲，勇敢。他们是真正的山里人，凶猛，而且独立自主。
这些人中有亚历山德罗的好友，他被人杀害、他的妻子抱着孩子一路跑下山来请求帮助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燃遍全村。人们激动地聚集在蕾蒙娜栖息的那户人家的房子四周。她半晕半醒地躺在一张床上。她刚喘着粗气讲完那可怕的故事，人就往前一冲，栽倒在地板上，晕了过去，幸亏有人及时抱走了她怀中的孩子，这才没有使她捧着。蕾蒙娜似乎并没把孩子放在心上；当孩子被抱到床上去时，蕾蒙娜没问起她，也没注意她。一种大慈大悲的健忘症似乎迅即偷袭了她的神志。但她还是说出了几句足以使全村人群情激愤的话。这片激愤之情越来越高涨。四面八方的人纷纷上马——有些人要上山去把亚历山德罗的尸体运下来；有些人组织成一队立即要到吉姆·法劳家去，打死他：这是一些年轻人、亚历山德罗的朋友。上了年纪的村长急切地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暴力。
“死一个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死十个呢，孩子们？”他说。“你们愿意像他一样丢下妻儿老小吗？如果你们对那个人动了手，白人们就会把我们通通杀死。也许他们自己会处罚他。”
那群人中爆发出一阵嘲笑声。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一个白人因为枪杀了一个印第安人而遭到处罚的。村长像他们一样知道这一点。一个朋友被杀了，他怎么还命令他们像女人似的呆望着呢？
“因为我老了，而你们还年轻。我看见过我们同白人的搏斗，但都失败了，”这聪明的老人说。“这件事我并不比你们好受。我的血管里在冒火；但我老了。我见得多了。我不许你们去。”
女人们帮着他劝说他们，那些年轻人放弃了他们的打算。但是显得很勉强，一个个郁郁不乐；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嘟哝：总会有这一天的。杀人的办法不止一个。法劳在山谷里露面的时候不长了。亚历山德罗的冤仇早晚得报。
法劳领着他失而复得的马，慢慢地从山上下来，心里在盘算着该怎么办。几年前，他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决不会比杀死一头牛或狼有更多的不安。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合众国政府设立了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照料印第安人的事务，前一天，圣贝纳迪诺有几个人打死了一个印第安人，那个事务官就此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甚至还去逮捕了几个卖威士忌给印第安人的酒商。要是由他来接手处理亚历山德罗的案子，那就麻烦了。思来想去，法劳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立刻去找就近的治安推事投案自首，就说是自卫伤人，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善心和公正。主意一定，他就骑马直奔在沙伯巴下去几英里的威尔斯法官家，声称自己“自卫伤人”，杀了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他说不准到底是什么人，那人偷了他的马。他胡诌了一通。他说他不认识那个人，也不认识那个地方；但他没有说明，既然不认识那人和那个地方，他怎么会直奔那儿呢。
他说：“我先顺着这条小路走了一段时间，但来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时，我走上了一条错路，找不到原来的路了。我想我的马肯定是被领上了不会留下脚印的硬草皮路，这样别人就找不到它了。我坚持往前走，跨过了小溪，很快又发现了原来的软草皮路。这儿我从没来过，非常荒芜。最后我来到了一道山脊上，从那儿我往下一看，看见了一个小牧场。我朝那户人家走去，就在我发现我的马被拴在一棵树，L时，狗叫了起来。听见狗叫声，一个印第安人——也许是墨西哥人，我说不准——走出屋于，手里握着一把大刀。我朝他喊道，‘这匹马是谁的？’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是我的。’‘你从哪里弄来的？’我问。他回答说，‘圣哈辛托。’我见他边说边挥舞着大刀朝我步步逼近，我就拎起枪，对他说，‘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他没站住，我就开了枪；他还没站住，于是我又开了枪；他没倒下，我就用枪托砸了他一下，把他砸倒了，然后又用手枪朝他开了两枪。”
法官在这件案子中的责任是很明确的。他把犯人送进国室，然后派人去请来六人陪审团，去检验那个据说是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尸体。第二天一早，法劳领路，他们上了山。来到牧场时，尸体已被搬走；房门锁上了；除了亚历山德罗倒下的地方尚有几滴血迹外，前几天发生的那出悲剧已看不出丝毫痕迹。法劳一见这副情景，颇觉意外，心里一块石头不觉就落了地。但是，威尔斯法官并没有就此提出连夜打道回府，相反，他打算在离卡惠拉村几英里的一个牧场里过夜，这下可把法劳吓坏了，他说夜里卡惠拉人肯定会来杀死他的，他可怜巴巴地恳求法官和陪审团的人别离开他，好生保护他。
半夜里，威尔斯法官被卡惠拉村的村长和其他首领们的脚步声惊醒。他们听说法官和陪审团来了，就来领他们进村，那个被枪杀的人的尸体就停放在那里。法官责怪他们不该把尸体从现场搬开，现在已无法作尸体检验了，他们听后大为沮丧。
不过，威尔斯法官还是亲自跟他们进村去看尸体，并听蕾蒙娜详述凶杀的经过。然而，蕾蒙娜正发着高烧，神志昏迷，因此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她什么人都认不出，甚至当人们把她的孩子放在她怀里时，她也认不出来。她躺在床上，神情不安，辗转反侧，手里抓着念珠，嘴里不停地嘀咕着，不时地夹杂着几句祷告，哭叫着亚历山德罗和费利佩；唯一清醒的标志是紧紧地抓着念珠，当人们试图把它拿走时，她就把它藏进胸脯里。
威尔斯法官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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