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层只须看出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历史学者考察任何国之先民莫不有其宗教，后来一切学术即从先民的宗教分离独立以产生者。这是学术进化由浑至画的必然现象，文学亦当然不能外于此例，所以于其最初，亦包于宗教之中而为之服务。《周礼春官》所谓“大司乐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都是一些宗教的作用。
在于中国古代，执掌宗教之大权者——易言之，即是执掌一切学术之全权者——即是巫官。刘师培谓“上古之时政治学术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备于明堂”详见其所著《古学出于官守论》，载《国粹学报》第十四期。所言极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言之更详。其言云：
“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然则巫觋之兴，在少皞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
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裒舞形，与工同意，故《商书》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
舞必合歌，歌必有辞。所歌的辞在未用文字记录以前是空间性的文学；在既用文字记录以后便成为时间性的文学。此等歌辞当然与普通的祝辞不同，祝辞可以用平常的语言，歌辞必用修饰的协比的语调，所以祝辞之不用韵语者，尚不足为文学的萌芽，而歌辞则以修饰协比的缘故，便已有文艺的技巧。这便是韵文的滥觞。
当时的歌舞，在国则为“夏”“颂”，在乡则为“傩”“蜡”。
颂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诗大序”故用于祭礼，而颂即为祭礼之乐章，可以用之乐歌，亦可以用之于乐舞。这在前文已明言之，所以商周的颂亦可以作为商周时代的剧诗。
商周以前并不是没有这种剧诗。刘师培《原戏》一文谓：
“在古为‘夏’，在周为‘颂’（商亦有之）。夏，颂字并从页，有首之象（夏字从文，并象手足）。夏乐有九（即《周礼》所谓《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械夏》，《骜夏》也），至周犹存，宗礼宾礼皆用之。盖以歌节舞，复以舞节音，犹之今日戏曲以乐器与歌者舞相应也。后世变夏为颂，《周礼》郑注云‘夏，颂之族类也’，而颂之作用并主形容。”
《国粹学报》第三十四期。据是亦不能谓夏无剧诗，下过如郑玄《诗谱序》所云“篇章泯弃”而已。
其在乡间则刘氏谓：
“在国则有舞容，在乡则有傩礼。（傩虽古礼，然近于戏）后世乡曲偏隅，每当岁暮，亦必赛会酬神，其遗制也”。王氏亦谓：及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杀；然其馀习犹有存者，方相氏之驱疫也，大蜡之索万物也，皆是物也。
故子贡观于蜡而曰，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后人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东坡《志林》），非过言也。
《礼郊特牲》谓“伊耆氏始为蜡”，现在关于伊耆氏的时代，很不易断定。郑注只云，“古天子号”，即其于《明堂位》注，亦只云，“古天子有天下之号”；孔颍达于《礼正义》谓神农，于《诗正义》谓“伊耆，神农，并与大庭为一”，《而庄子胠箧篇》论及古帝王，则又别神农与大庭为二。《帝王世纪》又谓帝尧姓伊祈，故伊耆氏即帝尧。有此种种异说，固不易考定伊耆氏之为谁，但可断言者即是蜡祭之不始于周代。王氏谓“其馀习犹有存者”则可知巫风固远起于古初。
《周礼春官》又谓“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郑注云，“四夷之乐：东方曰，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此虽未必可据以为即是古代四方之夷乐，但可推知古代不仅贵族有乐舞乐歌，即民间亦有之；不仅国都有乐舞乐歌，即四方偏隅之处亦有之。故由于古代民族的宗教心理而言，可以推测最古之时亦早已有韵文发生之可能。
第二层只须看出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孔氏《诗正义》又申郑氏《诗谱序》之说而谓：
“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醉，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
此说亦未必是。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先有歌辞而后有乐器。方其最初，心有所感而发为歌，于其歌时，势必击物以为之节。《吕氏春秋》所谓“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或者他（们）操牛尾的作用，亦等于今人手中执了乐杖以按拍；又或者他（们）投足的作用，亦等于今人用足尖着地以按拍。这一些虽类舞蹈的动作，实系音乐的作用。《左传》隐公五年所谓“夫舞，所以节八音以行八风”，即可知舞有节音的作用。后人觉得单是手舞足蹈击节按拍之不足以协和众人的声音，于是始渐有乐器的发明。即就乐器而言，中国的发明乐器亦很早。《礼明堂位》云，“土鼓蒉桴苇籥，伊耆氏之乐也”，这当是最初最简单的乐器了。当时有简单的乐器，所以亦有简单的韵文。《礼郊特牲》篇载伊耆氏蜡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