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指出包厢中的女人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遗孀，整个演出在我眼里便化为乌有了。我竭力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打算趁开场的时候和福尔摩斯悄悄交谈几句，但他一本正经地把手指放在chún上，独自沉醉在音乐之中。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象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
他格格笑起来，“他们很精明，非常精明。而且在他们偶尔失误的地方，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给了我们这么个证人，她的证词不仅极其有限，而且到法庭上还会遭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
“我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恐怕还不够深刻，”他终于叹口气说。“弗洛伊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怎么个帮法？”
“哦，只需告诉我一些一般性的情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还活着，不是吗？”
“我想他还活着。”
“但不再是德国首相了吧？”
弗洛伊德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当然，他不作首相已经将近一年了。”
“哦。”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弗洛伊德和我困惑地彼此望望。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俾斯麦和这件事有什么———”
“你怎么竟看不出来？”福尔摩斯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不，不会的。”然后回到椅子上坐好，“一场欧洲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惊愕地望着他。
“一场欧洲大战？”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点点，转身寻找火柴。
“而且规模巨大，如果我没把那些迹象理解错。”
“可是你怎么能从今天所看见的推测到这一点呢？”
“根据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和她继子的关系。”
“可是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的声调也和弗洛伊德的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他把杯子放下，那双灰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我们。
“弗洛伊德先生，维也纳有没有遗嘱登记处？”
“遗嘱登记处？怎么，当然有。”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上午抽一些时间去那儿，查一查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产业现在由谁掌管。”
“我十点钟还要去看一位病人，”医生不由抗议道。但福尔摩斯冷冷一笑，举起一只手。
“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
“好吧。我照你的吩咐去作。那么你去作什么呢？”
“在华生大夫的帮助之下，我要去寻找敌人铠甲上的一道裂痕，”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中的烟灰磕掉。“据你看，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能出门吗？”
“出门？走多远？”
“哦，只在城里。我想让她去见一个人。”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他犹豫地说。“她看上去身体很健康，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虚弱。”
“好极了！”福尔摩斯站起身，打个呵欠，一面用手背轻轻拍着背。“我们今天的时间够长了，恐怕以后还要干得更长，所以我想，该去休息了。”
说着，他鞠个躬，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切他究竟看出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我一无所知。”弗洛伊德叹息道。“无论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