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格街19号的书房，歇洛克·福尔摩斯站在暗红色的炉前地毯上，两肘支住身后的壁炉台。
“遗嘱一定把所有产业全部留给男爵夫人，”他说道。
弗洛伊德医生丢开手里的笔记本，不悦地抬起头来。
“如果你事先已经知道男爵遗嘱的内容，当时就应该照直说，”他不客气地责备道。“结果，为你的事我没能去看病人。可当时你却说，去遗嘱登记处是如何如何重要。”
福尔摩斯笑起来，举起手表示歉意。
“你一定会原谅我，大夫。我是坚信，而不是知道，你一个上午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你搞到的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是对的。我发誓，如果我的德语运用自如，我不会让你牺牲看望病人的机会，你能原谅我吗？好！”
然后，福尔摩斯便将我们上午出去的结果告诉了他。一听到我们把他的病人带去的那个地方，他立刻不满地皱起眉头，不过再听我解释说无论房子还是里面的人都没给病人带来丝毫的影响，他放心了。
“是时候了，”福尔摩斯说道，“可以整理一下我们收集到的材料，看看与我们的推理是否有什么出入。”他停下来，用铁钳夹出一块红通通的煤，点燃烟斗。“不过，在这之前，让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德国的新皇帝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从一八八八年就当了皇帝，”我揷嘴道。福尔摩斯点点头，但目光始终盯在弗洛伊德身上，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沉思着。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要说他是不成熟的，”他终于说。
“他的政策怎样？”
“它们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立法的。他极端害怕社会主义；外交政策——就我从报纸上看到的而言——带有挑衅性，尤其在对俄关系上，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的归属问题。”
“他的性格呢？”
“这个问题比较困难。他很活跃，显然是的，但容易激动，经常对周围的人发脾气，这个皇帝崇尚武力，喜欢穿军装，看阅兵式，喜欢发号施令。他——”弗洛伊德笑着停了一下。
“什么？”
“我怎么竟然要给皇帝作起推理来了。”
“我非常感兴趣，”福尔摩斯请他讲下去。
“不过很不严密。”弗洛伊德猛地站起来，好象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气恼。
“讲吧，让我来判断它与我的案子有没有关系，”福尔摩斯继续劝道。
弗洛伊德耸了耸肩。
“你可能知道——从照片或是报纸上——皇帝有一只手臂是残废的。”
“一只手臂残废？”
“小时候生病留下的残疾……可能是小儿麻痹症，我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我觉得，皇帝那样喜欢炫耀武力，那样喜爱色彩鲜艳的军装——尤其是带斗篷、能够遮掩他残疾的军装——喜爱阅兵式，喜爱佩带勋章等等，都表明他有一种自身的缺陷感。它们都可以被解释为对那支残废胳膊的补偿。一个普通的瘸子不会象他那么敏感，因为他是一国之主，又有着一代接一代声名显赫、英勇高贵的祖先。”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弗洛伊德的叙述，等他讲完，我掉转身，发现福尔摩斯正用惊异的目光一动不动凝视着他。慢慢地，福尔摩斯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
“太精彩了，”他终于说。“你知道你刚才作了什么？你成功地应用了我的——观察法和推理法——用它们探讨了一个病人的隐秘的内心。”
“他还算不上什么病人，”弗洛伊德笑了笑。“不过你的方法并没取得专利权，对吗？”
“非常精彩，”福尔摩斯又说一遍。“不仅听起来真实，或者说言之成理，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与我所作的结论完全一致。”
西格德·弗洛伊德点点头，鞠了一躬。
“那么现在，”福尔摩斯继续说，“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他重新点燃烟斗。弗洛伊德换了个姿势，准备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托着长满胡须的下巴，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两眼睁得大大的，甚至雪茄烟冒出的辛辣烟雾也不能使他把目光移开。福尔摩斯这个敏锐的观察者感觉到他的目光，他看了看弗洛伊德，便开始讲述故事。
“一个富有的鳏夫带着他唯一的儿子——他并不特别喜爱这个儿子——到美国旅行。在那里遇到一位年龄只有他一半的年轻女子，他们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或许正因为年龄的差异），彼此相爱了。他知道自己不会活得太久，便立即和她结了婚。这位女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贵格派教徒家庭，于是他们便到一所贵格派教堂举行婚礼，这种教堂一般被称作‘礼拜堂’。这个词，我们的委托人说的时候含糊不清，被我们理解成‘肉库’。”
“这对新人回到巴伐利亚那个与世隔绝的家，为了取悦新娘，新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遗嘱。由于他的宗教观念，他不愿继续占有一个为战争服务的大企业。但他已没有精力把晚年用在拆除工厂的事务上。于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一旦他死去，便把所有这些产业交给她，随她怎么处理。
“但是，这位老先生却没考虑到——他那个挥霍成性的儿子内心是多么愤怒。他发现自己的一切希望均已落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财产夺回。由于他在政治上一贯保守，所以他与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保持着联系。他向某些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人不愿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外国平民——何况还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