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瞳孔里的小火花
那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透过那扇白漆的窗口，向里面的一张张白色小床上望过去，我的目光，在一个粉红色的、胎发盖得略显扁圆的小面庞上停住了。
她睡着，仿佛并不急于睁开眼睛观察这个世界。
望着她，两颗泪珠儿从我的眼窝儿里涌了出来。
做父親了，从这个日子开始。一个男子，当他有了机会和权利给予一个小生命以父爱的时候，那么，他自己的生命就意味着一个更高层次的上升。当然，上升的不只是幸福、欢乐、自豪，也有辛劳与责任。
小生命渐渐地构成着她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她独立地走向生活以前，如果说母爱是她的精神构筑物的基础，那么，父爱就是支柱。
可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也包括做父親的男子们，对父爱的意识似乎总模糊着，以致把父爱与母爱混同起来。这可不可以说是某种心灵领域的误解？那些只以陪着妻子围着娃娃转为满足，妻子从左边给孩子一块巧克力，自己就从右边给孩子一个大蜜桔的丈夫，实际上是在造成一种让孩子有两个“媽媽”而没有爸爸的残缺的家庭心理结构。这种残缺，会给孩子带来什么？
女儿学话早。迎着生日就会说话。两岁不到，还可以跟大人进行内容比较简单的对话了。这在我，听着妻跟女儿唱喁哝哝的对谈，实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
有一次，在中山公园，我们占领了一张树荫下的绿色长椅。女儿坐在妻的腿上，我陪坐在一边，任阳光花气笼罩着我们。
“媽媽，你看那阿姨，肚肚多大，有病了吗？”
“不，里面睡着小d弟或小妹妹呢。”
“我也在媽媽肚肚里睡过吗？”
“睡过，睡过好多好多天呢。”
“那……媽媽肚肚里有小枕头吗？”
“有，孩子应该要的，媽媽都有。”
“媽媽真好……”
女儿偎在妻的怀里。一只蜜蜂在绿椅后边的花丛里嗡嗡地探寻着什么。阳光也把花香酿得更浓了。
在这样的时刻，我愿意静静地陪着。我渐渐感到，自己的沉默正在保护着什么，加深着什么。她们陶醉着，却觉得出我的存在。
男性的沉默并不是空白，而是空间。它意味着力与自由。我常从女儿和妻的眼神里得到这种启示。
女儿有一双清澈的眼睛。那双眼睛在一瞬间所传递给我超越本能的爱，而意识到一种天职。
记得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国庆之夜。我抱着女儿去街上看礼花。妻陪在我身边，女儿在我耳边不时问些什么，我也随口回答着。可是，当第一簇礼花猛然升上夜空的一刹那，女儿立刻一声不响了。我渐渐发现妻不再看礼花，只望着女儿的脸，神情庄重了起来。
孩子仰着小脸儿，看着夜空里的壮观景色。先是惊奇，拍着小手喊叫着：再又招呼着妻和我，指指天上的礼花；后来，就渐渐地不再言语，也不再动了，只把头靠在我的脸颊上，小手轻轻搂着我的肩，凝视着那变幻神奇的满天奇景。
“征征，看，那像什么？”妻指着夜空中那一簇刚升起来的焰火，问女儿。哦，顺便说一句，女儿出生在凌晨时刻，所以取名叫“晓征”。
“像一朵大花儿，大极了大极了的大花儿！”
就在那一瞬间，我看见晓征一双黑黑的瞳孔里，又迸出一对儿小火花儿。那火花儿的名字，又只能叫做“发现”了吧。而发现，似乎正是创造的起点。
当夜，我和妻很晚还没睡着。妻只是微笑，笑容里满是欣慰，直至陶醉。她是有这份理由和权利的。那时候，晓征两岁零五个月。
“往后，咱们得多领着孩子出去逛逛了，让她多看，多问……”我把妻的手拉到自己的掌心里。
“嗯。”妻应着；侧过头去，望望女儿甜睡的小脸，又回头对我一笑。
妻的笑容里，仿佛多了些什么。
九年半以后，晓征在上四年级的时候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习作：《水仙花开了》。那本是一篇课内作文，由张效敏老师推荐给《中国少年报》，于一九八○年三月十二日刊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一天，水仙抽出了一根茎。茎上生出三个形状像扁豆儿一样的骨朵儿，骨朵儿外面包着一层透明的皮儿。又过去了几天，花骨朵儿顶破了外面的皮，外层的花瓣向外伸展，里面的花瓣还紧紧合拢在一起。慢慢地，整朵花全开了。白白的花瓣，一层一层，中间是黄色的花心。闻一下，清香清香的，花香还带着一点甜味……
至于那册作文本，一直保存到今天。张老师在上面写下了“观察细致，描写自然”的评语。这评语，是带有相当权威性的，因为，张老师是北京的特级老师。
哺育和教育，出于本能的爱和基于天职的爱，其间的差别，往往需要做父親的多关注些。而张老师的评语，对我和妻在那个国庆之夜达成的如何引导女儿的契合，似乎是个美好的反馈。
二、识字卡片
一盒多么漂亮的识字卡片。一面儿，印着规范的楷体汉字；一面，展开各种各佯的彩色图形，从星星、月亮，红花、绿草，到小房子和大山。当然，字标着图形的名称；图也展示着字所指代的形象。
这是外公在晓征三岁生日那天，送给她的小小的礼物。孩子却像摆弄积木、拼揷七巧板一样地玩儿那识字卡片，并没有发现那些小纸片跟玩具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