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几天，收到一封信从新泽西寄来的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百合小，前几天，一位朋友寄给我一份从计算机里打印出来的电子杂志＜＜联谊通讯＞＞，上面有您写的小说＜＜请给我机会说“我爱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故事是不是真的？故事中的林涵是不是真名？您是不是故事中的“丽莲”？我的前夫叫林涵，这也是朋友寄这篇小说给我的原因。但是，林涵不是在考特兰市，而是在雪梨市。我等着您的回信。
黄忆侬
１９９４年１月
我不知林涵曾有妻子。他离开我之后，我曾搜集所有他曾发表过的东西，发现在他的小说中，总是有个叫依君的女人，是主人公“他”深深爱着，却又早早地失去了的妻子－－她死于难产。我想这是文艺作品，也就没多想。如果这个黄忆侬真是林涵的前妻，那他们为什么分开了呢？为什么林涵在信里，在电话里从未提起过呢？为什么在作品中又说她死了呢？也许，根本和作品无关？
林涵已走了一年了。日子里，除了念书和应付平常的杂事，就是想他，想象他。别人不信，自己有时也难以置信，会这样地爱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晚上，睡不着时，就会拿出那张写满我名字的白纸，坐在昏黄的灯前，闭上眼睛，默默地幻想自己在和他对话。“丽莲，等我。”他这样说。林涵，我一直都在等你，我听见自己对他说。总觉得他的手在轻柔地抚摸我的头发。我不敢睁眼，怕一睁眼这种和他在一起的感觉就消失了。
马上给黄忆侬回了信，几天后，收到的是这封长长的信。
百合小，多谢您的回信。这样说，我的前夫，我女儿的生身父，林涵，真的死了。我说不清自己的感觉，也不知该对你说些什么。我曾是林涵的妻子，但他从未给过我做妻子的那种满足，安全，和幸福。有过的，只是心酸，悲哀，和难辨梦与现实的恍惚感。我相信您会很想知道我和林涵之间的一切，所以，就让我从头讲吧。
我已五年没见林涵了。五年，在人生短暂的岁月里，应不是段很短的日子吧？特别是想想林涵给我这五年所带来的苦难，这不到两千个日子漫长得如同几个世纪。我熬得差不多出头了，他也死了。是天命？关于他的一切，好多已很模糊了，特别是结婚后的那段日子，大概是我自己不愿记忆那几个月吧？
认识林涵，是七年前的事了。他是那所教师进修学院分来的第一个研究生，不，确切地说，是代培的。林涵原是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后，考清华大学语言系的研究生，但差了几分。清华大学告诉他，若他能找到一个单位为他出学费，每年八千人民币，他就可入学。他找到了本省的那所教师进修学院，那时我爸爸是学院副院长，跟我提起过，所以，在林涵还没来之前，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了。教师进修学院毕竟不是正规大学，那时候根本没研究生愿来，因此，林涵是第一个。
第一次见到林涵时，是中秋节前一天，院里的年轻教职工们一起去黄河边比赛放风筝。“那就是林涵，”一个女伴指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孩的背影对我说。那时我们正在校门口集合，等一起骑自行车走。
那天林涵穿件黑的套头衫，蓝牛仔裤，头发有些嫌长，批在肩上。他和别人不一样，我想，至少，那时的男孩们很少穿黑上，除了西装。我好奇心强，就一直盯着他背影看，希望他能转过头来。可他就一直那样背对着我们大多数人站着，直到出发。待他调过头，走去推他的自行车时，我看到了他的脸。很是苍白，眉毛很浓，微皱，显得很忧郁。下巴尖尖，嘴很薄。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微微的寒气吹过。
到了黄河边，我们便开始放风筝。所有别的人都说着笑着，跟在风筝后跑来跑去。唯独林涵，默默地一个人站在一边观望。“这人真怪，”女友对我说。我撇撇嘴，没讲话。真是，不愿玩就别来麻（口麻），我心里也在说。
吃中饭时，大家围成一堆，把各自带来的食物“共产”。林涵刚好坐在我旁边。“我知道你是林涵，咱们院里学位最高的。我叫黄忆侬，在教育系。”
“你好，”他好象很不情愿地笑了笑。“我在中文系。”
“我知道。怎么不吃？”
他吃起东西来也好象是被迫的，很不高兴的样子。
“他怎么让人觉得这么累！”我心里嘀咕道。
饭后，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我对这些一窍不通，看都看不懂。
“林涵，散步去怎样？”
“好啊，”他还是忧郁地笑笑。
他这一笑又使我有些沉重。和他去散步，会有什么乐趣！“如果你要和他们玩，或者你想看他们玩，就算了。”我赶快说。
“我对这些没什么兴趣。”他忧郁地解释说。
我和他慢慢地沿着河边走着。秋日的天很蓝，没有一丝云彩。阳光懒洋洋地洒下来，照在身上，感觉象是有只温暖的大手在抚摸自己。黄褐的河静静地流着，阳光下闪闪发亮，如同液的铜。对岸是无边的待收割的玉米田，浅金的，在和风中微微起伏着。
林涵不作声，我也找不出话来。我一会看看河，一会看看脚下，就是不敢扭头看他，怕他那忧郁的脸又使我感到累。脚下不时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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