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当中（专门研究诗的理论家除外），胡风同志写的有关诗的文章是最多的。这可能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而且，他从事文学活动最活跃的年代，是从全民抗战前夕到解放战争时期，作为时代要求和群众精神世界最敏感的触须，那也正是新诗蓬勃生长的时期。他为推动新诗的健康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主编过《七月》、《希望》等杂志。他以自己对诗的理解和美学观点，选择发表过不少诗，并编了两辑《七月诗丛》，那些诗作者后来被新文学史研究者称为“七月派”。其中除少数知名的诗人外，大都是初初跨入诗坛的新客。——胡风同志的诗论和发表在他主编的刊物、丛书中的那些诗，在推动那一阶段中国新诗的发展上，起过重大的影响。
他的论诗的文章，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精神色彩和斗争要求，他是努力坚持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战斗传统的，他对于诗的评价和探讨，就是立足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面。中国的新诗，又是通过内部的复杂的美学斗争而发展的。在他的论诗的文章中，提出了他的美学观点，对他认为是不健康的倾向进行了斗争。那些论述虽然是面向当时的时代和创作实践状况的，但其中一些本质的东西和许多对诗的基本理解，在今天也不是没有参考意义和现实意义。二
我们现在看到的，他最早谈到诗是在1935年10月写的《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介绍苏联文学顾问会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一文中：
原来，诗底特质是对于现实关系的艺术家底主观表现，艺术家对于客观对象所发生的主观情绪波动，主观的意慾；这和以把捉对象真实为目的的小说戏剧等不同。所以，是诗不是诗，不能仅仅从文字方面去判断，应该看那内容所表现的是不是作者底主观的情绪。当然，还应该进一步看那情绪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产生于在对于对象底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面。
这一段话虽然谈得比较简略，但已表达了他对诗的基本观点。他此后写的有关诗的论述中，只是丰富和发展了这基本观点。
那以后不久，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各介绍了一位诗人。一位是“为斗争所养育的”，作为农民的孩子的田间。另一位是以健旺的心，通过脉脉流动的情愫歌唱现实生活，刚刚出版第一本诗集《大堰河》的艾青。——不只是因为由他第一个评介的这两位诗人后来各自有了大的发展（虽然那发展的程度不同，情况也不同），所以这两篇评介显得有其分量；而且，从当时的诗坛的情况来看，这两篇评论也是有着针对性的。当时，一方面流行着一些艺术技巧上精致，但远离现实、感情苍白的低吟；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在内容上看来是与时代的步调合拍，但没有融合着真情实感的空洞的喊声。在这种情况下，他突出这两位以真实的[jī]情歌唱现实并面向未来，而又有着相应的艺术表现力的诗人，这本身就有着美学上的斗争意义。针对这两种倾向的美学上的斗争，一直贯穿在他所有论诗的文章中。
他既强调诗的时代精神，强调诗应该表达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同时也强调“诗首先应该是诗”（这是他引用的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对于什么是诗和如何达到诗，进行了美学上的分析和探讨。——顺便说一下，在抗战期间，胡风又一次对田间的诗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分析，反驳了某些理论家对田间的不公正的批评（见《关于诗和田间的诗》）。而后来，当“田间终于向五言体屈服”，把感情束缚得失去生机，他在晚年也直率地，而且不无感慨地提出了意见：“由我看来，歌唱了祖国黎明的诗人的田间，勇敢地打破了形式主义束缚的田间，由于不能完全由他自己负责的原因，终于被形式主义打闷了。”（见《胡风评论集后记》）三
他高度地强调了诗与时代的关系，诗人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
在抗战前夕，他指出：“在‘山雨慾来风满楼’的时代里，诗应该唱出一代的痛苦、悲哀、愤怒、挣扎和慾求，应该能够丰润地被人生养育而且丰润地养育人生。”在抗战开始后，他指出：
“时代既在经验着脱胎换骨的苦痛和迎接新生的欢喜，诗人普遍地受到了情绪的激动正是当然的。”“人民的情绪开了花，感觉最灵敏的诗人又怎样能够不经验到情不自禁的、一触即鸣的心理状态呢？”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出：“人民在受难，人民在前进。诗，我们这一代的真诚的诗，应该是对于这个受难的控诉的声音，应该是对于这个前进的歌颂的声音。诗人，我们这一代的真诚的诗人，应该在受难的人民里面受难，走进历史的深处，应该在前进的人民里面前进，走在历史的前面。”
他说：“诗人，有特有的社会基地，特有的生活认识，特有的精神状态。这是被现实生活所形成，又是向着现实生活的。”
诗人“得从现实的血肉的人民生活里面的他的血肉的感受去追求艺术的生命”，不能离开了生活的土壤，不能丢掉了在生活实践里面的战斗意志和战斗慾求。他指出：“诗人的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的情绪的花是人民的情绪的花，得循着社会的或历史的气候；……诗人的生命要随着时代的生命前进，时代精神的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
这是一面，是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