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年代，发生了中外采矿史上最大的惨案。但作为绝密又在过去30年后，本文才首次向内外公开——
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
a 章：清明时节雨纷纷
清明节，1992年的清明节来到了。
具有中特的清明节，具有中特的改革大又在中华大地涌动。
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新信息频频传来：
广东部署了3种不同类型地区扩大开放；务院批准吸收外商投资开发经营海南省洋浦地区；北方黄金海岸环渤海地区建立起20多个开发区；“人代会”通过耗资巨额的长江三峡工程；我却有意避开改革开放五光十的光束和砸“三铁”喧闹的街谈巷议，登上“5·9”事故的废墟，驱车又到公墓漫步，心情却一次又一次涌动着感情的波涛……驱车去公墓的路上，天灰蒙蒙地洒着细雨，空气倒格外的清心爽目，沿途看到一片片坟圭上扫墓祭奠的人很多。
孩子们嬉笑，大人们言谈，他们早把扫墓看成是一件每年必须履行的例行“公事”，轻松、自如，没有多少悲伤之感，本来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生与死是自然规律，有生便有死。因此在我民间，把死亡同结婚一样称为“喜事”，所不同的仅仅是“红”与“白”的区别。然而，我的心情始终却沉重不堪，思绪早已飞回那30年前的今天；飞回那血与火、倾盆的泪雨与堆满棺木、尸陈矿山的场面……1960年5月9日，日历似乎比任何一页都沉重，沉得难以掀翻，因为就在这天，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煤尘大爆炸就在这里——中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大同矿务局发生了。它当时死亡677人，连同被救出的228人中又死亡的5人计算在内，共死亡682人……岁月匆匆而去，新的时代又接踵而来。或许在老矿工的记忆中，当年的情景早已成为消失的梦魔；或许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以为是“天方夜谭”；或许人们从老白洞矿的旧址废墟上走过时感情的不再有丝毫的荡漾；或许那片专门为“5·9”事故死难矿工而建立的公墓上，蒿草几度风雨几枯荣，记不清自己已黄了几回，又绿了几回……细雨润物，芳草已青青。我缓缓地移动着脚步，心情沉重地望着并没有多少积土的坟墓。能运回去的尸骨早已运回老家安葬了，只有那些远离家乡没有多少属的尸骨仍安葬在这里。这里祭奠的人极少极少，同沿途的情形大不相同，这里坟前只有根少几个木灵牌上仍能依稀可辨死者的编号，当年红油漆的彩已黯然无，大部分被日月的时光剥落，剩下不太清晰的数字印迹。我发现同是“5·9”事故遇难者的坟墓，有的厚实堆得很高，有的却小得可怜，几乎夷为平地。我大惑不解，问看坟老人，他说：“坟大的是生后有孩子的，死者的妻子带孩子出嫁后向孩子讲述了当年的情景，孩子们知道了生父，便每年来祭坟填土；至于那些小得可怜的坟不是没有人，就是女人再嫁后怕影响夫妻感情而不对孩子们讲。”
原来是这样！
看到那点点随风飘荡的“纸币”，作为老矿工的后代，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清明来上坟，间值几文？”
但是，那些同优质的大同煤有着不解之缘的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历史的这一幕；那些置身于改革的弄几也应该知道这一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面向未来是的，历史毕竟是历史，让历史告诉未来吧，告诉人们38年前那幕震惊中外，采矿史上最悲惨的悲剧，因为它是永不磨灭的碑记，因为它是用血写成的碑记！
为此而奔波采访，为此而动情作文，为此而熬夜挥毫，为此而献上“5·9”事故38周年的祭奠！
b 章：记忆犹新话当年
北京，花园村一号，1990年4月18日，我专门进行了难忘的采访。全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曾于1960年5月以家劳动部部长的身份同其他和家领导人一起来大同矿务局理“5·9”特大煤尘爆炸事故。鉴于大同矿务局举行大型纪念活动，局领导委托我拜见马老，或邀请来局，或请求题字，或采访作文。
4月18日，我早早赶到花园村一号，通过铁大门一尺长小口子的媒介，我同里面的武警战士通了话，说明来意后，小战士立刻将我的证件要去通报，一会儿，他拉开一扇小门把我带到马老会客厅。
不一会儿，便有轻轻的脚步声，门开了，马老出现在我们面前，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大同矿务局的同志。”马老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精神状态极佳，他服整洁而朴素，蓝中山装连风纪扣也系得紧紧的。
马老落座后，听我说明来意后，马老的脸慢慢严肃起来，笑容消失了，眼望着前方，想了一会儿才开始讲述：“整整过去30年了！”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的讲述是缓慢的：“爆炸事故发生时，我当时正在海南岛。李富春副总理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山西大同发生特大爆炸事故，让我立刻赶回北京，并同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等各部委负责人赶到大同白洞矿。一到那里，才知道事故的悲惨劲儿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近千名干部工人困在井下，解放军抬上来的都是死人。我记得有个老工人带领几十名工人躲到一个巷道，都没有死，救出后都住进了医院，我和张部长还去医院看望